从梧州到望加锡

翟辅民、李救普与未曾看见的福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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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om with benched and a tree outside of the window.

Photo by Kelsey He on Unsplash.

编者按:本文根据李启笙牧师的信息《至深喜乐的传承》(A Legacy of Serious Joy)改写,并参考他与华源协作分享的家族历史及相关史料。文章经编辑整理,并由李牧师审阅后刊出。1

1905 年,广西梧州,一位 36 岁的鞋商走进四方街的一间福音堂。

他原籍广东,曾在城里经营三家鞋店,却因鸦片烟瘾失去了生意,也几乎失去了自己。那一天,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他悔改、受洗,生命被重新建立。这位名叫李救普的人,日后成为广西早期教会的重要本地牧者之一。

许多年后,远在北美长大的李启笙牧师才慢慢明白,这不是一段遥远的宣教史,而是自己的家族史。

两年前,他受邀前往印度尼西亚望加锡,在翟辅民(Robert A. Jaffray)所建立的学校担任宣教讲员。那所学校至今仍位于原址。2 对许多人而言,翟辅民的名字属于宣教历史;但对李启笙而言,这个名字早已与自己的家族、信仰和生命紧紧相连。

翟辅民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宣教策略家,曾在华南长期服事,后来又帮助东南亚福音工作的开展。李启笙在大学时才知道,翟辅民也与自己曾祖父在广西梧州归信基督的故事有关。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李启笙在信息中回忆道,“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服事为牧者。到了大学时,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是因着翟辅民的服事而信主的人。”

这个故事若只被记成“一位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就太可惜了。

它同时也是一位中国人被福音寻回的故事,是广西本地教会领袖兴起的故事,也是信仰如何在一个家族中穿越世代、地域与语言的故事。从梧州到香港,从印度尼西亚到北美,许多当年看似微小的顺服,后来才慢慢显出它们深远的果子。

一张从未使用的回程票

翟辅民于1873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父母是苏格兰移民。他的母亲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父亲则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后来取得多伦多主要报纸之一《多伦多环球报》的控股权。

从外在条件来看,翟辅民并不像是一个会把一生献给跨文化福音工作的理想人选。他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陶恕(A. W. Tozer)在《容我的百姓去》这本翟辅民传记中,曾将年轻时的他形容为一个“身材过于壮硕的男孩”。3然而,翟辅民在 16 岁时通过主日学老师的服事归信基督;20 岁时,在听见宣信博士(A. B. Simpson)讲道之后,他确信神呼召他前往海外宣教。

他的父亲却另有安排。父亲希望他接手家族的报业。根据陶恕的记载,翟辅民的父亲曾对他说,如果宣道会差派他去中国,那么宣道会可以支付他的费用;他不会给他一分钱。但如果翟辅民后来觉得这一切是个错误,想要回家,父亲会寄钱给他买回程票。

翟辅民从未使用那张回程票。

1897年,他成为加拿大第一批被按立的宣道会宣教士之一。不久之后,他便启程前往华南。此后,广西梧州成为他35年服事的主要基地。

在梧州,翟辅民不只是一位讲道者,也是一位宣教策略家和机构建立者。他协助建立圣经学校,定期授课,也创办了南华宣道会出版社。随着圣经学校的学生毕业,被差派到各地参与福音工作,翟辅民开始写信支持、鼓励这些毕业生。这些文字后来发展成中文的《圣经杂志》,服事本地信徒。

翟辅民在梧州的服事,从来不只是围绕他个人。圣经学校、文字出版、教会建立、本地同工的培育,都指向一个更大的异象:让福音在本地土壤中扎根,并由中国信徒继续承接与传递。

梧州街头的一位鞋商

在梧州被福音改变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李启笙的曾祖父李救普。

《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一书的封面

根据家族记忆,以及罗腓力所编《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一书保存的记载,李救普原籍广东,后来到广西谋生。他原本是一位鞋商,在城里经营三家店铺。然而,他后来染上鸦片烟瘾,生意也因此败落。4

这个故事原本可能就停在这里:破产、染上鸦片瘾、潦倒,然后逐渐被人遗忘。

但在1905年,36岁的李救普在梧州街头流落时,走进了四方街的一间福音堂。在那里,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圣灵感动他,使他悔改、跟随基督,并在抚河受洗。

这个改变不只是外在的。李救普开始定期参加教会聚会,对圣经真理的认识逐渐加深,也常常通宵祷告。他也戒除了鸦片烟瘾。《宣道与中华》将这件事称为“神明显的神迹”。

也正是在这里,对李启笙而言,宣教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名字与年代,而成了自己家族生命中真实发生过的恩典。

他的曾祖父不是宣教报告里一个抽象的“归信者”,也不是历史叙事中一个匆匆掠过的名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曾被鸦片拖垮,曾失去事业,也曾在梧州街头走进一间福音堂,听见使他一生改变的好消息。

从归信者到本地牧者

李救普后来成为宣道会圣经学校早期的学生之一。《宣道与中华》记载,他曾带着七岁的儿子李天任来到学校。翟辅民安排他们坐在桌后的长凳上,拿着毛笔、墨和纸,每天学习圣经。

李救普也在晚上练习布道。他喜欢分享自己的归信见证,并穿插中国古典故事来宣讲神的救恩。他的讲论吸引了不少人,信徒人数也逐渐增加。

经过三年的学习,李救普开始投身事奉。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毕业文凭;他受几间教会安排,前往各地传道。后来,随着广西福音工作逐渐拓展,更多教会与福音堂也在广西平南、桂平等地建立起来。

1913年,李救普被按立。李启笙称他为“第一位被按立、带领梧州教会的华人牧师”;《宣道与中华》则记载他后来成为“广西第一位被按立的牧师”。无论最后采用哪一种更精确的表述,可以确定的是,李救普成为广西早期教会中重要的本地牧者之一。

也许,这正是这段历史最不该被略过的地方。

人们回顾中国基督教史时,常常会先想到外国宣教士的名字。他们的牺牲与忠心不应被遗忘。但同样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些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在自己的群体中继续传递福音的中国信徒。

李救普不只是翟辅民事工的果子。他自己也成为福音工人。他传道、教导、协调事工,也牧养本地教会。在某一段时期,广西教会的工作包括讲道与教育事工,并有许多教会与福音堂分散在各地。根据李启笙所分享的资料,李救普与同工们在该地区建立了约50间教会和福音堂。

在这里,翟辅民的事工遗产真正变得本地化。福音没有停留在宣教士手中,而是在一位中国人的生命中扎根,进而进入一个中国家庭,也进入中国本地教会。

一个福音工人的家族

李救普的两个儿子后来也走上服事的道路。

他的长子李天任于1919年毕业于宣道会圣经学校。他曾在梧州教会服事,也在宣道会小学和宣道会圣经学校任教,后来陆续在广东、广西和香港的多间教会服事。

他的小儿子李超然于1934年毕业于宣道会圣经学校。根据李启笙所收到的资料,李超然曾在广西、广东,后来也在香港服事,共36年之久,服事范围包括教会和一些福音机构。

李超然,正是李启笙的祖父。

这段家族历史后来延伸到香港;李启笙也出生于香港。之后,他的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从香港移民到美国,而李启笙则在北加州长大。他一直知道自己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也知道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是信徒,家中几位男性长辈也曾担任牧者。

但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这个家族故事可以追溯到梧州,追溯到翟辅民,也追溯到那间福音堂——他的曾祖父第一次在那里听见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我分享这一切,是为了思想一件事:神总是在做无数我们看不见的事,”李启笙说。“神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梧州并不是终点

翟辅民的事工后来也越过中国,进入更广大的东南亚。

在晚年,他深信宣道会的福音工作应当拓展到新的地区,包括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甚至巴布亚新几内亚。他尤其对东印度群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深感负担。

有一次,翟辅民想前往荷属婆罗洲,但当时没有客船通往那里。后来,他找到一艘停靠港口的荷兰油轮,便请求搭乘。船长拒绝了,解释说这艘油轮依法不能载客,而且船上也没有客舱。翟辅民仍然坚持,甚至表示自己可以一路站着去。最后,船长同意让他上船,方法是正式任命他为船上的“第四长官”。翟辅民问这个职务需要做什么,船长据说回答:“如果前三位长官都死了,你就接手。”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翟辅民的坚定。他不是出于不安分的冒险精神,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确信:他相信基督已经呼召他的子民,把福音带到尚未听闻之地。

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宣教奉献大幅减少,翟辅民也不接受“财务困难就是停止开展新工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基督的命令与神正在作工的证据,正是他们不该迟疑的理由。

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翟辅民允许他所带领的宣教士返回北美。但他自己和妻子、女儿选择留下。他写信给一位同工说:“只要还有一位宣教士留在工场上,我就不能离开。”

1942年,他被日本军队俘虏,之后在战俘营中度过三年。1945年7月29日,他死于日本战俘营;那时距离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剩一个月。

他未曾看见的传承

翟辅民不可能看见自己服事的全部果子。

他不可能知道,一位曾被鸦片捆绑的梧州鞋商,后来会成为牧者。他不可能知道,这位牧者的儿子们会在广西、广东和香港继续服事教会。他也不可能知道,几代之后,这个家族的一位后人会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华裔牧师。

他更不可能知道,这位后人有一天会前往印度尼西亚望加锡,在他所建立的学校中分享信息。

这正是基督徒忠心事奉中安静而奥秘的一面。所结的果子,往往走得比撒种的人所能想象的更远。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从来不是单向的。它不只是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也不只是某些伟大人物的传记。更深处,是福音在一个个具体生命中被领受、被理解、被活出来,然后又通过家庭、教会与群体,被带往新的地方。

翟辅民撒下的种子,在李救普的生命中扎根;李救普的见证,又在他的儿子、孙子与后代身上继续生长。这样的传承不总是醒目,也不一定会被写进大历史里,但它真实地塑造了今天的华人教会与海外华人群体。

李启笙称这一切为神“奥秘的怜悯”。

“我之所以是第四代基督徒,是因为翟辅民决定去作宣教士,而不是接手经营《多伦多环球报》,”他说。“我之所以是第四代基督徒,是因为曾经有人看见那项使命,然后说:‘耶稣是值得的!’”

这个故事最终不是为了保存一段家族传奇,也不是为了塑造一位宣教英雄。它更是关于神如何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在不同地方、世代、语言和历史之间工作。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忠心将结出什么果子。四代之后,我们的名字也许早已被遗忘。我们所做的工也许很难追溯。我们的故事或许只会以碎片、注脚、家族记忆,或那些我们从未见过之人的生命形式留下来。

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份恩典。

翟辅民不需要先看见这一切传承的成果才选择顺服。李救普也不需要知道自己的见证会走多远才跟随基督。今天的教会同样不是被呼召去掌控自己的“遗产”,而是忠心承接那已经托付给我们的福音。

翟辅民曾写道,有一天,这工作终将完成:

有一天,这一切都将完成。疲惫的双脚,满是伤痕、流着血,将跨过最后一座山,踏上最后一条路,到达最后一个部落,赢得最后一个灵魂。那时,他自己要宣告:‘做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让我们的眼目坚定注视那目标。因为当我们听见从天而来的呼声时,其他一切都将变得微不足道。

在梧州与望加锡之间,在广西与明尼苏达之间,在一代人的顺服与另一代人的信仰之间,我们看见这个尚未完成的故事一角。

也再次被提醒:福音不应停在我们这一代。

  1. 李启笙(Steven Lee),《至深喜乐的传承》(A Legacy of Serious Joy),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YouTube,2022年2月24日,https://youtu.be/cmHeXkUZpeE?si=PywzjurS9paePLsJ。另见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A Legacy of Serious Joy》,https://bcsmn.edu/archive-video/a-legacy-of-serious-joy/。
  2. STFT Jaffray Makassar,《Mengenal STT Jaffray》,Sekolah Tinggi Filsafat Theologia Jaffray,2026年7月6日浏览,https://www.sttjaffray.ac.id/profil/mengenal-stt-jaffray。
  3. 陶恕(A. W. Tozer),Let My People Go: The Life of Robert A. Jaffray(《容我的百姓去》),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47。
  4. 罗腓力(Philip Loh)编,《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Send the Doves to the Dragon: Footprints of Alliance Missionaries in China),J. T. Litho,2006。关于李救普的记载,见页150–151。

李启笙牧师自 2017 年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Mounds View 的 The North Church 服事,现任讲道与异象牧师。此前,他曾在伊利诺伊州惠顿市的 College Church 担任牧师,也曾参与在加州圣迭戈建立一间多族裔教会。 李启笙牧师毕业于伯利恒学院暨神学院(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ndrea Lee

李晏戎现任华源协作内容经理,统筹中英文内容的策划与编辑,并参与机构整体内容策略的规划。她与来自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的作家、牧者和学者合作,负责约稿、编辑、专题策划及期刊内容的开发。 近年来,李晏戎积极参与推动华源协作的双语出版工作,致力于让更多华人基督徒用自己的语言分享生命经历与信仰思考,也让不同语言、文化和信仰传统的读者,能够听见彼此的声音,展开更深入的对话。 李晏戎来自台湾,毕业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并取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