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笔者有幸第一次参加华福大会，这一届与上届相隔十年，是第一场疫情后的聚集，也是一场纪念华福运动五十周年的聚集。 若从说文解字的角度而言，“华福”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可圈可点，五十年来的处境虽有极大变迁，但仍不失相关性（relevance）： 在华福的语境中谈及历史，通常只回顾到华福的起源（即1976年在香港举行的首届华福大会），有时也会兼顾大会所在地的教会历史（譬如此次古晋大会便追溯了砂拉越的福音往事）。若我们以世纪为单位，回顾一百年前的华人教会，便会看到一幅很不一样的参照系。 2026年往前推一个世纪，是1926年，中国本土教会界面临两大挑战，一为外患、一为内忧： “非基运动”之外患和“新教共识破裂”之内忧所形成的交织与互动，造成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自由派陷入理性主义，保守派陷入反智主义。“收回教育权”运动将教会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信仰因素边缘化，导致保守派差会和教会将基督教教育以及相关的文化使命拱手相让，福音被化约为“个人灵魂的重生得救”，教会活动日益内敛。而表面上赢得地盘的自由派，也因使命的迁移（mission drift）和稀释，越来越失去福音的盐味和光照，最终降伏于世俗政府，与世界和光同尘。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道扬镳，仅是整个新教分裂史中的一环。历史中的教会，内忧外患始终不断，而内忧的杀伤力往往大于外患：内部分裂或腐化导致自杀性的后果，自然消亡；而外患的挑战则取决于教会的回应，一个合一健康的教会可以应对大部分外患。有学者指出，同样面对非基督徒知识界对基督教信仰的诘难，初期教会认真迎战，迎来了教父时代，发展出护教学；而中国教会则因门户之见未能处理好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而未能开创中国的教父时代。 非基运动五年期间，正面与非基人士对话的，以自由派人士为主体，保守派中能够打持久战的只有一位张亦镜。 华人教会界所熟悉的王明道、宋尚节和倪柝声，似乎都觉得与不信主的人辩论，胜之不武。 再回到2026年，我们会发现历史惊人地重复，或曰，1926年的问题拖延了一个世纪仍未被通透地回应，而百年来的沧海桑田涌现的新问题，叠加在旧问题上，形成更加复杂棘手的宣教生态。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如同个人生命一样，创伤性的记忆不会消失，即便被压抑，仍然在潜意识中继续发酵，影响我们的言行和决策。华人教会偏向保守与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很多人仍抱持着一个世纪前形成的基要主义的态度：“与其淌世界的浑水，不如传纯正的福音”，回避与世界对话，甚至一味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时候教会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或许也是一种转移内部矛盾或不足的逃避性策略。其实，外患中有“危”也有“机”。这次华福的主题强调“聆听“ 、以及银色大耳朵的icon（图标）的不断闪现，提醒我们继续恭听神的话，也聆听世代的声音，且是“快快地听，慢慢的说”。这只“银耳”以大大小小的点点组成，象征大大小小的教会，一起聆听，彼此聆听。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壁垒分明，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无论是洛桑，还是华福，都在不断推广国度福音（kingdom gospel）、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重提职场宣教（workplace ministry）和营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文艺、救援、公义、怜悯、平权等议题重新成为热议。从某种层面而言，是回归到英国福音派个人灵命与社会关怀的有机结合，甚至是中世纪“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时，本次华福大会也比过往更多地谈到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不再锁定标准答案，或墨守成规，而是更期待圣灵带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仅仅“勉强人进教会”，而是更鼓励信徒“道成肉身”地走进人群；领袖或讲员不再以属灵权威的面貌出现，而是坦陈软弱、盲点与局限。有一位讲员，甚至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带领与会者认识到：教会若与世界“失联”，乃是一种“属灵失智症”，因而无法成为福音的管道。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是一战（1914-1918）在全球的“属灵后遗症”之一，二战（1939-1945）更是激发了全球的去殖民化进程（decolonization），导致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西方教会进入后基督教王国时代（post-Christendom era）或后宗派时代（post-denominationalism）。作为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一部分的普世华人教会，在布道植堂、神学教育、门徒训练、资源统筹等各方面，与一百年前相比，已有长足进步。华人来自东南亚的主体世界，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进入其他主体世界，然而，不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主体世界，华人教会都似乎如入无人之境，惯性地移植既有的教会传统，极少与当地社会、甚或教会，产生有机的联接。本次华福大会探讨了和全球教会一起面对的时代挑战（如：科技动态、信仰传承、人口迁移），并在闭幕式上作了颇具巧思的安排：一方面邀请了华理克牧师代表西方教会致辞，另一方面，也邀请了王钦慈牧师，以独特的双栖身份，把拉美教会的宣教运动COMIBAM（拉美版“华福”）引介给全球华人教会。甚盼这是华福在未来可以积极扮演的一个桥梁角色，把华人教会带进主体世界，把主体世界带进华人教会。 “普世合一”虽然不在“华福”的名称中，却始终是一个异象或目标。闭幕式上华理克牧师有关“合一”的循循教导，也深触我心。道理大家都懂，实操谈何容易。华人易抱团，但未必能团结，加上新教分裂的基因，短短两百年的教会发展已经山头林立。这位美国牧师并非不知西方教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合一，但他以“外人”的身份来劝勉华人教会，带一点距离感，好像又更能让人接受。离开古晋的飞机上，与一位海外牧者同排，我们谈到了各自身处的教会所面对的、或曾经历过的不合一、甚至结构性的分裂，都有同感：一方面“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们是否可以做的更好？”另一方面，“事已至此，我们当如何修复关系？”在既有的团契上保持和睦（keep peace）尚且不易，关系破裂后再缔和平（make peace）更加复杂；但若我们这一代不尽自己的本分，势必把难题留给下一代去处理。 回到长居地，在闭幕日一個月后，在与其他与会者就此次华福大会的一次交流座谈会上，笔者忽然发现自己的多重「桥梁身分」：就年龄而言，笔者身为三明治世代（sandwich…
Sylvia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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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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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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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冲突与不安的世界里，Z世代仍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尔班拿2025让人看见这份盼望，也让华人教会的身影与声音更加清晰。
郑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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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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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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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Morrison will take you on a journey to both prove and explore the depth of the purity concept in Tibetan Buddhism.
Chris Ga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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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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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在本系列文章中，我们探讨了源于中国家庭教会的宣教运动兴起，特别关注那些开始大量投身跨文化宣教服事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这个运动的属灵传承，涵盖了外籍宣教士与中国基督徒领袖。戴德生（Hudson Taylor）、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王明道、宋尚节与倪柝声，仅是众多知名基督徒中的几位代表，他们的影响力形塑了今日中国宣教运动的面貌。还有无数的外籍宣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跟随着这些先驱的脚踪前行。 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大批加入，将如何重塑中国宣教运动？当中国宣教运动与全球教会在宣教上合作时，它又将如何重塑全球基督教的面貌？在这篇完结篇中，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 大学毕业生重塑中国宣教运动 尽管在中国宣教运动中，宣教以传福音为优先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我们看见今日年轻一代的中国宣教士，往往采取不同的宣教方式。首先，他们许多人看见了更全面宣教方式的需求。这些宣教士高度看重建立长期的信任与关系、更深层次地理解语言与文化，并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与关系中活出福音。无论这种更全面的宣教实践是源于他们的大学教育、年龄优势，还是对网络的熟悉，大学毕业生都可能促使中国宣教运动在宣教方式上变得更加全人。 其次，大学毕业生也具备专业技能，这使他们有机会透过不同方式，进入那些敌视基督信仰的跨文化地区，例如中东与中亚。陈剑光博士指出，在跨文化场域中，宣教工作需要调整其方式：“中东的教会领袖强调，未来前往那个地区的宣教士应该具备某种专业身份，并对伊斯兰文化有深入的了解。”1 随着中国年轻一代基督徒宣教士日益城市化且受过大学教育，中国的宣教运动或许将装备得更完善，以应对今日跨文化场域的需求。 除了利用专业技能作为取得进入工场机会的方式之外，大学毕业生似乎日益深刻地理解到，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地有份于上帝的使命。他们当中似乎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跨文化场域中从事宣教，其内涵远不止于传福音与植堂。庞（Pang）作为教师的经历，以及徐（Xu）在救援与发展工作中的经验，正是大学毕业生运用其专业领域，在宣教中事奉上帝的两个例证。 这种对上帝全人使命的核心关注，或许也反映出中国宣教运动内部的世代更迭。今日“宣教中国”的领袖，包括金明日、金天明与另一位创始人，都是受到上一代受逼迫基督徒领袖（如王明道）所激励的牧者。他们的宣教观反映了前辈的视角，特别是在面对苦难时传福音的迫切感。 相较于这些“宣教中国”的发起人与领袖，我访谈的年轻大学毕业生都是宣教实践者。他们对宣教的理解，是形塑于自己在其他文化中的经历。当他们回应所遇到的需求时，这些年轻宣教士往往运用更全面、且对文化处境更敏锐的宣教方式。随着这些年轻宣教士，在未来数十年将成为中国宣教运动的领袖，他们对更全人宣教方式的倾向，或许将对更广大的中国宣教运动，产生日益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中国宣教运动重塑世界基督教 随着中国大学毕业生持续重塑中国宣教运动，他们与全球宣教运动日益深化的合作，也正在重塑世界各地宣教工作的运作方式。 在本系列前文中，我们首先看见，敬虔推动了中国基督徒在跨文化处境中从事宣教。这种对敬虔的高度重视，反映了来自戴德生等外籍宣教士的影响，以及今日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中的敬虔操练。牧师暨“宣教中国”创始人金天明认为，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其力量多半源自于敬虔与爱神：“敬虔主义、爱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因为它接近于默想（meditation）。然而，这与宣教有何关系？他们在乎主，并视主为宝贵。……所以，他们希望别人也能拥有它。”2 中国宣教士所展现的这种深厚敬虔，可以成为世界各地教会与宣教士的榜样与激励。 其次，自二十世纪初与中国奋兴布道家的时代以来，传福音一直是中国教会的重要特征。卢敬雄牧师指出，这种以传福音为优先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宣教中国”的领袖正寻求“恢复大使命”（即恢复对传福音与植堂的重视，视其为宣教工作的首要目标）。3 卢敬雄认为，“宣教中国”的领袖“相信昔日的西方宣教运动尽管问题重重，仍是大使命的最佳典范。‘宣教中国’的角色，是要恢复使徒时代的殉道精神与末世迫切感，并提醒西方与全球基督教记取其宣教传承。”4 然而，如前所述，我访谈的年轻宣教士在看重传福音之余，似乎也持有更全人的宣教观。例如，齐（化名）将宣教工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传讲福音信息。在反思上帝对人参与宣教的呼召时，齐说道：“上帝呼召我们去到万民中，使万民作门徒。人们确实需要听到福音，也需要看到榜样——看到那超越言语的真实。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能看见你、听见你、并与之互动，这会更深地影响他们的生命。”就齐的想法而言，听见信息与看见传递者的生命，似乎都是人们认识福音所必需的。 这种朝向更全面宣教的转变，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教会中部分人士所强调的重点。季亚杰（Ji Yajie）与托马斯．黑尔（Thomas Hale）引用了一位以笔名为 Suk Ki-Tan（苏基坦）的华人宣教学者的观点，他著有《复兴万国的祝福》（Blessings Restored for All Nations）。季与黑尔引用了苏的话：“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恢复祝福’，以取代以往常用的‘传福音』’和‘宣教’。从圣经的角度看，‘恢复祝福’是上帝对全人类最根本的心意与旨意。……它不仅关乎信主人数，更关乎借着圣经真理更新所有文化。”5 苏的话与克里斯多福・莱特（Christopher…
郑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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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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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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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只能透过传福音与建立教会实现吗？从教育、救济到陪伴弱势群体，三位中国跨文化工作者的经历，让我们重新思考上帝的全人使命：让福音不只被听见，也在生活中被看见。
郑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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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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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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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孤独、文化冲突与事奉挫折，中国宣教士如何坚持下去？从当代宣教士的见证到中国教会的历史，作者探讨敬虔与受苦的预备，如何成为中国差传的重要根基。
郑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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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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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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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hina’s church in world evangelization has more to do with intentionality of heart than with getting to any one particular destination, whether Jerusalem or someplace else.
傅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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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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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中国教会如何从接受海外宣教，逐渐走向差派宣教士？Tim Brookings 回顾家庭教会与中国差传运动的历史，并从大学毕业生投入跨文化服事的故事，看见新一代中国差传者的兴起。
郑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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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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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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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处境迅速变动的时代，中国家庭教会近年来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对ㄧ位牧师和他的会众而言，这些改变反而成为一股推动力，促使他们拥抱更大的使命——跨文化宣教事工。在本次专访中，一位中国牧师分享了自己从在中国牧养一间蓬勃发展的教会，到在泰国开拓全新教会的历程，并深入剖析跨国、跨文化事工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在变动的时代中建立教会 这位牧师的事工始于2002年，在中国一座大城市中，一小群信徒聚集在一起，致力于在职场中接触专业人士。到了2019年，教会已成长至超过600个成员，事工重点主要放在向专业人士传福音，以及建造基督徒家庭。 然而，2019年起，中国整体环境开始出现转变。牧师回忆道：“由于宗教环境的改变，接着再遇上疫情，我们无法再举行大型聚会。”因此，教会转型为去中心化的模式，分别在将近60个家庭教会中聚会。不过，这样的转变并非完全出于被动的回应。“这是一次早有预备的转型，”他说，“我们视这为建立多间独立教会的机会，而不再是个拥有很多小组的大型教会。” 在泰国展开新事工 这位牧师和一小群同工并未单单视日益增加的限制为困境，反而看见其中隐含的上帝带领，推动他们走向全球宣教事工。2022年，他与几位同工搬迁至泰国——不是为了逃离困境，而是为了拓展教会跨文化事工的愿景。 “我们并非被迫离开中国，”牧师强调，“而是主动作出决定，投入跨文化宣教事工。”不同于一些因外在压力而移居海外的教会，他们刻意寻找一个能有效服事的地方。泰国因其宗教多元与相对开放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服事的机会，特别是监狱事工、关怀贫困者，以及各样的福音行动。牧师也提到，虽然他们曾考虑其他地点，但泰国在事工自由度、既有的关系网络，以及作为触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策略性位置等方面，使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在外国事奉的挑战 尽管泰国对宗教活动相对开放，这位牧师和他的团队仍面临不少文化与结构上的挑战。他指出：“泰国教会有自己一套运作方式。”当地的福音工作往往采取大型活动的形式，结合赠品与娱乐元素，与他们原本熟悉、以门徒训练为核心的事工模式大不相同。 另一项重大的挑战则是财务上的可持续性。牧师坦言，“虽然我们在中国的教会依然稳定运作，但要在泰国支持一间新开拓的教会，在财务上并不容易。”许多泰国的会友，包括在当地的华人侨民，本身并不具备慷慨奉献的经济条件。此外，他们也无法自由使用来自中国的资金，使得事工推展更加艰难。 拥抱新的视角 尽管面对种种挑战，这位牧师却将在泰国的服事视为华人教会心态上必须经历的调整。他观察到：“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教会往往比较关注自己人。”但他认为，“我们需要超越国族身分，拥抱上帝国度的视角。” 这样的体会在他遇到来自日本的宣教士时更加深刻。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日本常因历史因素而带有某种张力；然而，“看见日本宣教士在海外无私地服事，即使日本本身仍极度需要福音，让我深受触动，”他反思道。“这提醒我，宣教的焦点不在于我们来自哪里，而在于上帝呼召我们去到哪里。”这个机遇也挑战了他过去将国家需求置于全球宣教之前的想法。 此外，在清迈一场宣教大会中，一位韩国牧师的挑战更深刻影响了他。“他指出，当时在场的两百个宣教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牧师回忆道，“他的话深深击中我的心——我们常将宣教挂在嘴上，但我们何时才会真的出发？” 这份确信促使他的教会重新检视事工方向。过去，他们向往建立一间结构完整、规模庞大的教会，效法美国或韩国的巨型教会模式；然而，在反思去中心化的教会形态后，他们转而优先推动植堂运动，而非机构式的扩张。牧师解释说：“规模较小、能够不断繁衍的群体，在宣教上往往更有效率，因为这让我们更专注于传福音，而不是维持一个庞大的组织。” 在观感与宣教之间取得平衡 这位牧师也表达了他对某些高调的教会“出走”事件，如何影响整体中国教会的忧虑。他提到ㄧ间中国教会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并被广泛报导的案例，强调该教会以受迫害者的形象呈现自己，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他们的行动虽然可被人理解，却使仍留在中国的教会受到更多监视，让他们的服事处境变得更艰难，”牧师说。 他认为，虽然逼迫确实存在，但教会如何回应及面对逼迫，必须审慎思量。“无论在中国境内或海外，与其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不如专注于忠心回应呼召。宣教应该永远放在我们的核心位置，而不是个人或政治性的叙事。” 呼召更多的参与 展望未来，这位牧师盼望看见更多中国教会动员起来，投入全球宣教的行列。“许多教会开始看见差派同工到海外的价值，”然而，他也提醒，不应单纯视迁徙为逃离困难的方式。“如果你们选择移居海外，务必要确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不只是为了生存。” 对于正在考虑移居他地的牧者，他有两个建议：第一，是建立扎实的跨文化宣教神学基础；第二，是培养合作而非竞争的心态。他语重心长地说：“太多时候，我们看见人们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但真正的宣教工作，需要的是谦卑，以及愿意彼此同工的心志。” 在中国教会面对日益复杂的处境之际，这位牧师的故事既是激励，也是挑战。他的旅程展现了一种不因困境而退缩、主动拥抱大使命的态度：一种超越国界、走进全球宣教核心的实践。
李晏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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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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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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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society and culture that values platforms and celebrity, may we be like the ordinary disciples of the early church—living to be forgotten so that Christ will be remembered.
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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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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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From the first evening, Lausanne Chairman, Pastor Michael Oh, set the tone for the event in his address by quoting the Lausanne Covenant. He called us to humility, repentance, and a renewed commitment to the unfinished mission. His desire was to set a tone of unity, listening, and collaboration. He warned that the global church’s greatest danger lies in this phrase: “I don’t need you.”
Ray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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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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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Jesus told the parable of the lost sheep leaving 99 sheep to go after the one lost one. At a recent missions conference held by a church in China, one of the speakers commented that the ratios for China are almost the opposite with leaving five sheep to go after the 95 lost ones.
Peter Br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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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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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