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电影《烈火战车》夺得四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影片讲述两位英国跑者的故事，其中一位是出生于中国的苏格兰运动员李爱锐。他因为 100 米预赛安排在星期天，而拒绝参赛。
王子因是一位华裔美国电影工作者，也是“爱在中国”事工的创办人。自 2000 年代初期起，他就一直盼望拍摄一部电影，讲述李爱锐在 1924 年巴黎奥运之后的人生。李爱锐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回到中国宣教，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日军设立的集中营里去世。这部电影名为《飞人》。
我最近与子因谈了他的生命经历，以及神如何呼召他制作这部电影。
你的专业背景是什么？
1992 年，我从一所大型大学取得新闻学学位，随后进入中国一家地方电视台，担任记者、摄影和剪辑工作。后来，在 28 岁那年，我升任新闻部主任，管理一百多名主播、记者和编辑。我就是在那里学到现场直播与纪录片制作的实务。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不是党员，而通常要担任这样的职务，都需要有党员身份。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祂对我一生安排的一部分。
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在 1998 年成为基督徒。当时，我的妻子和父母也信了主。由于我在国有媒体工作，很难参加当地教会的聚会，因此我们一家人在家里一起读经和敬拜。那时，我们只能暗中信主。
你为什么前往美国？
2001 年，我前往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当时我以为，中国终有一天会变得更加开放。我想为那样的未来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更开放的中国、一个新的时代。
在康涅狄格州的那几年，我的灵命有许多成长。我开始参加一间美国教会，非常渴望研读圣经。我们每周五晚上一起查经，我兴奋得连前一晚都睡不着。2001 年，我受了洗。
那段时间，我寄住在一对美国夫妻 Fred 和 Vicky Sigworth 家中。他们让我看见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Fred 曾任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Vicky 则在青年归主事工服事。Fred 罹患癌症，经历了多次手术，但这一家人仍以敬拜和祷告来回应。许多基督徒朋友前来探望，与他们一起祷告。他们的好客让我重新认识了爱。有一段时间，他们曾收留一位有犯罪过往的男子。他们的爱使他们能够超越那人的犯罪历史，看见他身上可爱、值得被爱的一面。这让我深深谦卑下来。他们成为我效法的榜样，也深深影响了我如何以电影工作者和事工服事者的身份跟随耶稣。
毕业后，你做了什么？
2003 年毕业后，有人邀请我参与一部长达四小时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后期制作。那次经历让我确信，电影制作也可以成为一项事工。后来，一些属灵前辈鼓励我到正道福音神学院进修。我于 2006 年取得道学硕士学位，并继续从事大众传播相关工作。我日日夜夜祷告，逐渐明白神正在呼召我投入大众传播事工。
你是如何萌生讲述中国基督教故事的异象？
神透过三件事呼召我。第一次，是神在 2002 年为我妻子打开来美国的门。当时她为了来美国与我团聚，签证申请已经被拒绝三次。我非常灰心，甚至准备回中国与她在一起。我祷告求神指引：我应该继续在美国求学，还是回中国？神让我想到这节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 6:33）。接着，祂又给我另一节经文：“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 19:6）几周后，妻子拿到了签证，我们终于欢喜团聚。一听到妻子签证获准的消息，我就跪下祷告：“神啊，祢真是大有能力！我一定会遵守承诺，将祢的国放在首位！”
第二次呼召发生在我即将从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时。当时有两间大型教会邀请我担任中文堂会的牧师。我再次祷告，寻求神的指引。这次祂让我读到：“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 15:20）我没有接受那两间教会的牧职邀请，而是在 2006 年 6 月加入恩福基金会，担任大众传播部主任。恩福曾在我就读神学院期间提供奖学金。毕业前思考未来的服事方向时，我也曾向恩福会长陈宗清牧师请益。他提到，恩福或许也是一个选项。我和妻子一起祷告后，感到神带领我们加入恩福。
在陈牧师与恩福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开始推动以电影呈现来华宣教士故事的构想，包括李爱锐、戴德生、剑桥七杰的成员，以及慕拉第，希望让这些真实而动人的故事触及更广泛的国际观众。我也制作了一部介绍这些宣教士的短片，片名为《爱在中国》。随着电影计划规模扩大，“爱在中国”开始独立发展，并于 2007 年成立董事会，由陈牧师担任主席。2009 年，我离开恩福，继续推动爱在中国传播公司的事工。
神第三次呼召我是在 2025 年 10 月。当时，我已经为一部关于李爱锐的电影《飞人》努力了很多年。我花了三年时间开发这个计划，撰写电影故事大纲，并邀请一些好莱坞专业人士参与剧本创作。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终于在 2015 年完成了一份可行的剧本。然而，要把剧本真正拍成电影并不容易。我们遇到资金困难和制作上的阻碍，到了 2018 年，整个计划停滞不前。之后，疫情又带来一波重大冲击。这使我陷入信仰上的危机，经历了一段极为黑暗、充满自我怀疑的日子。我开始向神发问：我们不是已经尽力了吗？如果祢不需要使用我，那我究竟该做什么？我在忧郁和灰心中挣扎了好几年，甚至退出许多事工机会。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妻子、牧者和朋友一直支持、鼓励我。后来，我重新开始运动，神也借着运动帮助我走出那段灰心的日子。
到了 2025 年 10 月，我受邀到加州一间小型华人教会讲道。接受邀请时，我请教会弟兄姐妹邀请尚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聚会。聚会开始前，我祷告说：“主啊，请给我一个记号，让我知道祢没有忘记我，也仍然要我继续爱在中国的事工。求祢让一位尚未信主的人接受耶稣。”那天讲道所用的经文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 15:13）我讲述李爱锐的故事，以及他的一生如何活出了这节经文。讲道结束、呼召人决志时，有 12 位未信者走到台前接受基督。我十分震惊！透过这件事，神向我确认，李爱锐的生命与事奉故事仍有其意义。
你为什么对李爱锐特别感兴趣？
李爱锐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 1924 年奥运会上，因为 100 米预赛安排在星期天而拒绝参赛。电影《烈火战车》让这段故事广为人知。但较少人知道的是，奥运结束后，他回到自己出生的中国，在那里担任宣教士和教师。他的父母也是宣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将他与其他外国人关进集中营。他于 1945 年在营中去世。在我看来，李爱锐的后半生值得更多人认识。这部电影要讲述的是他在中国的生命与服事，包括二战前的岁月，以及被关在集中营期间的经历。我相信，他的一生是舍己之爱的榜样，能跨越文化与世代，触动人心。
可以谈谈你的电影《飞人》吗？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飞人》能走出教会的圈子，让更广泛的观众看到。多年来，包括 Bill Badalato、John Terlesky 和 Susan Zwerman 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工作者都曾与我合作。即使电影计划遭遇严重挫折，他们仍持续支持这个异象。
经历多年挫折与停顿后，我重新启动了《飞人》，但做法与以前不同。这次，我开始探索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辅助电影制作，而不是完全沿用传统的电影制作模式。这可能大幅降低制作成本。不过，我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希望在 2028 年让电影在国际市场上映。我也盼望透过新的发行方式，接触中国境内的观众。
这部电影讲的并不只是某个人的故事，而是神的爱的故事，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全世界。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鼓励各地的基督徒参与大使命。18 年过去了，我仍然希望借着这部电影传福音，向世人述说神的爱。
虽然我没有接受牧师按立，但过去十年，神让我有超过 300 次机会，到美国、中国和欧洲的教会讲道、传福音。我有幸分享李爱锐的真实故事超过 80 次。在这些聚会的决志呼召中，超过 1,000 位未信者走到台前接受耶稣，另有超过 10,000 位基督徒重新委身，愿意效法李爱锐的脚踪。这些经历鼓励我继续回应神对我的呼召，完成祂交托我的事工。
如欲了解爱在中国传播公司的事工，请浏览爱在中国官方网站。你也可以观看短片《爱在中国》，或前往《飞人》电影计划网站，了解电影《飞人》的制作计划与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