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一开始，我对参加 Arise Asia 2026 没什么兴趣。
那时，我已在亚洲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参加了几场规模不同的聚会，很想回家。但是朋友听说我还在亚洲，就不断劝我再多留几天参加 Arise Asia 2026。
Arise Asia？当时我的印象是“亚洲版 Urbana”：一场面向亚洲年轻基督徒的宣教大会。1我也记得有些朋友曾告诉我他们对这个会议有所保留。
但真正让我记住 Arise Asia 的，其实是此前偶然听见一位深度参与 Arise Asia 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宣教运动常常以某一个国家或文化来命名？中国宣教、韩国宣教，以及各种以国家或族群为单位的宣教动员；当一个宣教运动几乎只以“自己人”作为动员与差派的主体时，宣教本身是否也可能渐渐带上民族主义的色彩？他接着谈到，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更全球化的文化世界里。他们听 BTS、Taylor Swift，也接触许多跨越国界的文化影响。既然如此，我们还需要主要从国家的角度来想象宣教吗？
这让我这个一直身处华人基督徒圈子的人有所警醒，也让我对“亚洲版 Urbana”多了一点好奇。我当时猜想，Arise Asia 的意义大概是亚洲基督徒终于能自己发起这样一场对话。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否只是又建立了另一个中心？
我认为共享的流行文化不会抹去各自的历史。香港、印度、菲律宾或中亚的基督徒，不会仅仅因为使用 Instagram、听 Taylor Swift、接触 K-Pop 或日本漫画，就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教会、苦难、政治或宣教。全球化或许让距离显得缩短了，却不会自动消除各自处境的差异。
但那场谈话仍留下两个问题：当华人基督徒走进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宣教故事，会发生什么事？当中文不再是一群亚洲面孔的主要语言，我们又可能听见什么？
于是，我带着这些问题去了马尼拉。真正到了那里，问题却悄悄转了方向。原本想看的，是这一代亚洲年轻基督徒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后来，却开始思索自己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上一代”。
主体性与分辨
在过去的教会和学术场合里，我习惯了自己属于比较年轻的那一群。到了 Arise Asia，身边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一面惊讶于他们的自信与主动，一面竟还有种自己也算年轻人的错觉。接着，我被邀请在 Emerging Leaders Gathering 分享，但主办方给我安排的身份，却是“上一代”。
年轻人的感觉，大概就到此为止。
他们请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谈谈呼召，给年轻人一些鼓励，我也很自然地准备了一些心灵鸡汤。但是，当我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孔，我却一不小心说起了过去服事中一段原本不打算公开分享的受伤经历。当时我很紧张：天啊，怎么讲着讲着就脱稿了！本来是要鼓励他们，结果好像一点都不励志。
没想到，分享结束后，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陆续走向我，跟我谈他们的工作、关系、教会、呼召、疲惫，也谈那些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的时刻。那段意外脱稿的分享，反倒成了大家彼此敞开心扉的契机。
也是在这些相遇里，我开始重新理解 Arise Asia 所呈现的“主体性”（agency）：人在尚未确定时，仍愿意跨出一步，开口、提问，也愿意为下一步负责。
这和我熟悉的一些华人教会及事工环境形成了对比。我们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很在意谁是前辈、什么时候适合开口，以及相处时哪些界限不能越过。这样的敏感并非没有价值；问题在于，我们有时太早学会了不去越界（以免冒犯他人或误触地雷），却太晚才知道自己究竟能承担什么。
动员之后呢？
“动员下一代”是宣教圈里用了很多年的语言，而 Arise Asia 本身正是一场很有力量的宣教动员。
一位二十多岁的菲律宾华裔参与者，大会开始前两天才第一次在教会听说 Arise Asia。当时正值教会的宣教月，她对不同地方的宣教工作感到好奇，于是向公司请了假，就这样来了。几天之后，她告诉我，自己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听到亚洲其他地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也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人真的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村落或群体里第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些故事使她再次向神祷告，愿意让祂使用自己的一生。
如果从“动员”来看，这正是我们盼望看见的结果。
但她也很坦白地说：“老实说，我还是不知道神到底会怎么使用我。我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呼召在哪里。”谈话快结束时，她又问我：如果自己有梦想、有企图心，也真心想服事神，要怎么把这些放在一起？如果家里有实实在在的经济负担，又该怎么理解工作、养家和服事之间的关系？“那些想要有所成就的渴望，也可能是神放在我里面的，对吗？”
一次聚会可以使人看见需要，甚至真诚地向神说“我愿意”；但“我愿意”之后，仍然有工作、家庭、恩赐、限制、企图心与责任。宣教动员可以帮助人看见需要、唤起回应；接下来的分辨，却往往发生在这些真实生活中的拉扯之中。
我们说了什么，他们听见什么
Arise Asia 结束后，有些批评集中在主会场的信息，包括神学深度，以及大会如何谈论宣教呼召。2
但大会里同时存在着另一种声音。一位参与工作坊服事的年轻人后来跟我说，她在主场听见很多关于“宣教、牺牲、出去、顺服”的语言；另一方面，她却两度坐在挤满数百名年轻人的房间里，和他们谈倦怠（burnout）、身份与呼召，以及不以成就定义自己的价值。她自己也反复问自己：“如果我的价值不是由我完成了什么来定义，甚至不是由我为神国完成了什么来定义，那我是谁？”
这两种声音并不互相抵消。一个人可以很想出去、很愿意顺服，同时也疲惫、困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价值从成就里分开。越愿意承担的人，有时越需要学会分辨什么时候该继续，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主办方当然必须为自己放上舞台的声音负责。但若所谓的培育，是为下一代构建一个所有观点都经过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人事先把关的世界，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恐怕只是习惯依赖我们的判断。既然期待年轻领袖跨越文化、承担风险，甚至为福音做出代价高昂的决定，就不能同时假设他们没有能力面对需要判断、甚至值得质疑的观点。
由于几乎是从第十届华福大会直接走进 Arise Asia，两场大会之间的氛围差异让我感受格外明显。华福的分量来自半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人际关系、神学反思与组织经验，其中有许多经过时间和实际付出的代价磨炼出来的判断。相较之下，Arise Asia 显得更加自由、随性；一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定型，就已经被带到公开的场合。也因此，当一些不确定、尚未成形的东西彼此碰撞时，反而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越是把两场大会放在一起看，我越不觉得这是一个孰优孰劣的比较。华福所积累的历史感、关系与判断，是较年轻的运动尚未有时间累积的；而 Arise Asia 相对灵活、开放的氛围，也让实验、意外，以及一些尚未定型的可能性有机会出现。两边都有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
问题其实从来不是“年轻人在哪里”。他们人数不少，而且已经在不同地方服事、发起、组织，也承担责任。单独为年轻人设立论坛、让他们被看见，并不代表真正的跨世代交流已经发生。真正的问题反而是：把麦克风交出去之后，不同世代之间能不能真正遇见彼此？有经验的人所累积的判断，能不能参与年轻人的探索和尝试，而不接管它；而年轻人的问题、创意与行动力，又能不能反过来推动那些早已固定的做法发生改变？
一位我在 Arise Asia 认识的年轻人说，他觉得人们对“跨世代”有两种理解：一种相信这是一个属于神、因此本来就应该“包含所有世代”的运动；另一种则是，“我不能让这个运动消失，所以得赶快找下一代来接手。”
两种理解都在谈下一代，出发点却很不一样。后一种从上一代的延续出发：我要离开了，所以需要有人接手。前一种则承认，不同世代原本就在同一个故事里。3
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了？
在五天的大会里，Innovation Lab 就占了两个完整的下午。当时我其实很佩服大会，居然敢把这么重要的环节直接交给一群年轻人主导。台上不少环节带着明显的即兴感，有些地方甚至让我心里忍不住想：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但我的下一个反应又是，既然主办方敢把这么大一块时间交出去，他们应该已经准备充分，也反复排练过，只是呈现方式比较自由。
后来我才知道，至少“反复排练”这部分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团队成员分散在北美、新加坡等地，各自也有自己的全职工作。他们当然不是毫无准备地站上台，但我当时看到的生涩与临场反应，甚至那些偶尔让人捏一把冷汗的时刻，并不只是呈现风格上的自由。
连我自己参与的 Emerging Leaders Gathering 也有点类似。那也是后来才冒出的“好主意”，接着开始邀请、联络和策划，一度甚至连场地都还没有确定。最后一切都顺利完成，也成为我整趟 Arise Asia 最珍惜的经验之一；但这些幕后过程，都是我当时不知道的。
这也是我意识到自己真的站在“上一代”位置上的时刻之一。我们这些比较有经验的“大人”，往往不太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能看出流程哪里不够稳妥、哪些错误可以避免，也知道多排练几次，台上的人会显得更成熟、更有把握。这些判断往往没有错。
可是，如果一个人总要等到被判定为“准备好了”，才被允许承担真正有分量的事情，他究竟要在哪里学会承担？准备不足当然不值得庆祝，但有些判断力和稳定度，只能在真正负责、事情又没有完全照计划发展的过程里形成。4
更有意思的是，前面那位谈“跨世代”的年轻人，并不把这种主导权理解成与上一代切割。他提到一个自己很看重的信念：“我们也想把自己的心转向父辈，也转向他们的梦想。”
对有经验的人来说，难的有时是明明看得出哪里还能做得更好，忍住不立刻接手。如果每次看到一个只能得 C 的尝试，就忍不住替它改成 A，那个 A 最后究竟是谁的？而本来需要靠跌跌撞撞磨出来的判断力，又要在哪里形成？
同一位年轻人谈到另一件自己不太满意的事情时，也把问题转回自己。他说，当自己开始批评时，忽然想到：既然有这么多批评，至少也应该承担把事情做得更好的责任，付出相应的时间和力气，而不能只是动动嘴。于是，他站了出来。
责任于是重新落在两边。上一代不能以经验为理由接管一切；下一代也不能一面要求真正的主导权，一面把结果与代价留给别人承担。
真正困难的或许不是“要不要放手”，而是：我们能不能在不接管的情况下仍然留下来？而得到空间的人，又能不能真正承担？
只是，这种回答也有其局限。有些事情可以在还不够成熟时一边做、一边学；有些风险，却不是一句“让他们试试看”就可以带过。
保护，还是限制？
另一个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场景来自中国区聚会。在那里，谁可以进入、哪些信息可以留存、什么可以拍摄、哪些内容不能留下记录，背后都有非常现实的后果。负责该地区的召集人因此做了必要的把关。这些安排从外面看来难免显得神神秘秘，甚至有些小题大作；但真正走进那个房间，就会明白它们所回应的风险。
“保护”也因此变得没有那么简单。它本来就常以限制的形式出现。同样一句“我是为了保护你”，既可能是在替另一个人承担他看不见的风险，也可能成为替他作决定的理由。上一代先看见风险，年轻人先感受到不被信任，两者都可能只看见一部分。
同一场聚会中，一位带领同工也向大家说明前几天的住宿混乱：房间没有准备好、没有热水，并且说明他们的补救过程。讲到其中一个安排时，这位同工说：“我们当时想着要帮你们换到……（停顿，环视全场）更差的房间。”
全场先是一愣，随即爆笑。
我一直记得那个笑声。问题没有被否认，补救也已完成；而眼前这群从各地来到马尼拉的年轻人，有些人为了出现在这里，承担的远不只是旅费和几天的不便。那一刻，前几天的挫折似乎也有了不同的分量。
权力带来的责任，也体现在出错之后：是否愿意承认问题、设法弥补，再带着大家继续往前走。
我仍然不知道那条界线在哪里，只是比以前更警觉：掌握更多信息、资源和决定权的人，或许更早看见风险；但“看见得更多”，并不等于可以替另一个人决定得更多。
学习离开中心
在马尼拉，另一个我熟悉的中心也悄悄移动了。我不再理所当然是房间里比较年轻的那一群；同时，我所参与的，也不是一个以华人教会为中心的宣教故事。
华人教会可能需要领受什么？
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华人教会从被差派、被建造的一方，成为更积极的差派者与参与者。我们也越来越习惯问：华人教会可以贡献什么？可以如何参与尚未完成的宣教使命？5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然而，当我与来自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中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坐在一起时，另一个问题也开始浮现：在向世界讲述华人教会故事的同时，华人教会也能领受什么？
前面提到的那位菲律宾华裔年轻人，自己就活在多重身份里。她曾问自己算不算“真正的华人”，又算不算“真正的菲律宾人”；后来，她笑着概括自己：“Chinese by blood, Filipino by heart.”她还在继续学中文，希望同时扎根在两种文化里。在 Arise Asia，她用中文和来自台湾的参与者聊天，也很自然地与菲律宾人交流；真正让她觉得新鲜的，却是第一次交到来自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朋友，看见以前并不了解的文化与服事。
跨文化并不是差异忽然消失，而是一个人清楚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同时发现，自己的故事并不是房间里唯一值得理解的故事。
到了这里，我才比较理解自己来之前的疑问。我原本以为要看的，是台上换了谁、由谁召集。但对那位菲律宾华裔年轻人来说，真正让她感到不同的，并不是终于有一场属于亚洲的大会，而是她第一次认识了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基督徒。改变并不发生在讲台上，而发生在她认识了谁、和谁坐在一起。这样的对话无法只由某一个地方来主导，因为它的内容取决于谁在房间里。
这很接近近年宣教界越来越重视的“多中心宣教”（polycentric mission）：不是让另一个中心取代原来的中心，而是让不同地方都能真正发起、承担，也能彼此学习和领受。亚洲需要的也许不是终于轮到自己站到中心，而是在一个不再只有单一中心的宣教图景里，承担自己的位置。6对华人基督徒而言，这也意味着观看方向的改变。当“华人教会可以为世界带来什么”成为我们近年来谈论普世宣教时最熟悉的问题，也许有时更需要问的是：神正在其他教会里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尚未看见、尚未理解，也尚未学会领受？
世代之间如此，华人教会与更广泛的亚洲教会之间也是如此。真正令人不安的未必是我们变得不重要了，而是有一天忽然发现：重要，不等于必须站在中心。
聚会接近尾声时，几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人送了我一张手写卡片。其中一句写着：“We thank God for you and the gentle strength you carry.” （我们为你，也为你所带着的温柔力量感谢神。）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那几天不只是我在看下一代，他们也在看我。而他们眼中的我，甚至和我对自己的认识不完全一样。
这句话让我有些意外。因为那五天，我并不觉得自己特别温柔。我看见问题，本能地想修正；碰到没效率的事，很容易不耐烦；一不小心，也会在心里给别人打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为我祷告，求圣灵赐给我更多的 boldness，使我在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不退缩。
我后来常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他们在我身上看见的，是温柔的力量；为我所求的，却是更大的胆量。这两者看似相反，却恰好点出了成为“上一代”最难把握的地方。成为上一代，不只是退后或放手。有些事情需要被指出，有些界线需要被守住。但胆量不是接管，经验也不需要靠不断纠正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回来以后，我带着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当我们逐渐拥有更多经验、位置，以及影响别人的权力，我们准备如何使用它？
- Arise Asia 2026 于 2026 年 7 月 27 至 31 日在马尼拉举行，以希伯来书 12:2 为主题经文，主题为 “For the Joy”，吸引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名参与者，主要面向 18 至 30 岁的年轻基督徒，并呼召年轻人“去到没有福音的地方”。第一届 Arise Asia 于 2023 年在曼谷举行。参见 Arise Asia 2026 官方网站，以及 ChinaSource《Arise Asia: 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 会后，香港《时代论坛》刊出《对 Arise Asia 2026 亚洲青年宣教大会的失望》（2026 年 8 月 4 日），其中一些质疑集中在主场信息的神学深度，以及宣教呼召的表达方式。但从完整议程来看，大会讨论的内容其实更广泛：陈维恩（Wayne Chen）分享多年跨文化服事；其他场次涉及苦难和尚未完成的宣教使命；工作坊则涉及数字事工、商业、倦怠（burnout）、受限制地区的宣教、经费和呼召等议题。在最后一场信息中，Paul Elliott 特别强调分辨的重要性，提醒参与者不要把一场大会带来的强烈情绪直接等同于宣教呼召。参见《时代论坛》《对 Arise Asia 2026 亚洲青年宣教大会的失望》及 Arise Asia 2026 Program and Workshops。
- 这个对比也延续了我在 2025 年 Toronto Consultation 后写下的一个观察：世代更替不应只被理解为“交棒”，而应走向 intergenerational sending（跨世代差派），让不同世代彼此支持、彼此差派，不让任何一个世代缺席。第十届华福大会中，35 岁以下参与者约占 15%；Arise Asia 则主要面向 18 至 30 岁的年轻人。这些数字值得注意，但重点并不是一场大会“有年轻人”、另一场没有，也不是年轻人占到某个比例，就自然成为真正的跨世代聚会。单独为年轻人设立论坛或空间，也不等于跨世代已经发生。更值得追问的是：不同世代是否真正进入彼此的对话，彼此学习，并共同承担有分量的工作和责任。参见 Andrea Lee《What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Talking About》、Jerry Chang《把麦克风交出去之后》及 Brent Fulton《Charting a Path Forward》，ChinaSource。
- Innovation Lab 中，Andrew Feng 曾用 F.A.I.L.（First Attempt in Learning）来形容这种实验性学习：与其一开始就试图打造一艘完美的“火箭”，不如先折一架纸飞机、丢出去、观察，再从结果中修正。这个比喻所强调的，是让判断力有机会在真实尝试与承担中形成。参见 Arise Asia 2026 Innovation Lab《Innovation Is Not Optional》，2026 年 7 月 29 日。
- 关于越来越多华人教会从被差派、被建造的一方，成为更积极参与普世宣教的差派者，以及这一转变所带出的下一阶段问题，可参见金明日牧师 2012 年在华源协作发表的《中国教会将要面对的明天》。这里更想追问的是：当“我们能贡献什么”成为熟悉的问题之后，华人教会是否也保留足够的姿态，去领受其他教会已经学会的东西。
- “多中心宣教”（polycentric mission）在第四届洛桑大会前后成为重要的讨论框架，强调不同地方都能成为发起、承担与学习的节点，彼此需要、彼此修正。参见 ChinaSource《Who’s in Charge?》及《Reflections on Lausanne’s Fourth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