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受邀前往肯尼亚内罗毕，在当地一间英文教会举办“如何向中国人邻舍传福音”的培训。当地牧师和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人来到这座城市工作、经商，心中也越来越有向他们传福音的负担。然而令他们苦恼的是，这些新移民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很难被接触到。他们大多居住在门禁森严、甚至设有数道岗哨的高档公寓中，平时很少与当地人往来，更倾向于在自己的中国人圈子里社交。
对于当地教会而言，更大的困难在于：弟兄姊妹既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背景。因此，那些与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中国人，虽然近在咫尺，却仿佛远隔千山万水。他们邀请我来培训，就是希望更多了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是福音所要面对的“土壤”。
在培训的破冰环节，我请大家猜一猜：中国佛教徒大约占人口多少比例？结果大多数人猜测是66%，甚至90%。可见在许多非洲基督徒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当我展示官方统计数据——佛教徒仅占中国人口的4%至13%（不同统计之间差异很大）时，台下一片惊讶。
随后我进一步解释说，即便这4%至13%的数字，也存在相当程度的“水分”。在中国，许多自称“信佛”的人，其实更准确地说属于文化性的民俗宗教背景。他们对佛教教义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只是在春节等节庆期间随家人到寺庙烧香、许愿，希望保佑平安顺利而已。
这种文化性的民俗宗教背景，也经常出现在海外华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谈福音时的对话中。当对方说：“我已经有信仰了，我是佛教徒。”以此作为婉拒继续谈福音的理由时，如果进一步追问他相信佛教哪些教义，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其实我也没那么信，就是偶尔拜拜，希望菩萨保佑平安发财而已。”
这也意味着，官方统计中的佛教徒、道教徒比例往往被高估，而无神论者的比例则被低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无神论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信仰体系。长期而深入的无神论教育所塑造出来的科学主义思维模式，依然是海外华人基督徒传福音时必须跨越的重要知识论门槛，也是护教需要面对的一座坚固营垒。
个人信仰追寻历程
我自己的信主、成长以及后来蒙召全职投入宣教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我成长于科学主义色彩浓厚的无神论教育环境中。那时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离开父母工作所在的贫穷高寒的四川藏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自然而然接受了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
虽然高中时期我的中文和英语成绩一直优于理科，但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口号影响下，无论老师还是家人都一致劝我选择理科专业。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深信科技能够救国。在那样的世界观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都被视为反科学的迷信。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化工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外人眼中的我前途光明，但内心却充满荒凉，只能借着卡拉OK、麻将和赌博来排遣空虚。1989年“六四”之后的巨大幻灭感，更把我推入深深的黑暗之中。我开始阅读哲学和宗教书籍，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
1990年，我有机会担任一支英国探险队的翻译，随队前往川青藏三省交界的长江源头。这支三十人的队伍中，有二十七位基督徒。一个多月的艰苦行程里，我们冒着暴风雪和泥石流，在川藏线上拖运气垫船前行。这些在藏区从事短期慈善工作的英国基督徒志愿者，经历了许多困难和阻碍。
由于环境限制，他们并没有机会系统地向我传讲福音，但我每天与他们朝夕相处，亲眼看见他们如何在逆境中祷告，如何在帐篷里弹着吉他唱诗赞美，也亲眼看见他们对藏族同胞那种真诚、无私且不求回报的爱。那样的生命状态，与我过去所接受的仇恨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竟然存在这样一种生命，是我从未拥有，却深深向往的。
1992年8月，我带着仅有的42美元来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留学，开始追逐自己的“美国梦”。起初，在校园查经班里，我经常与基督徒争论进化论与创造论等当时典型的护教议题。然而最终打动我的，却是这些基督徒无私的爱与服事。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生命中那种不求回报的付出，正源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与此同时，圣经也开始让我看见自己内心深处的苦毒、仇恨和黑暗。同年十月，在塔城（Tuscaloosa）第一浸信会的一次福音主日聚会中，当老牧师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与上帝的爱时，我泪流满面。在呼召时，我不由自主地走到讲台前，与牧师一同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
虽然“基督教是否反科学”并不是我个人信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但由于我的理工背景，在此后向同胞传福音时，“基督教与科学”的议题一直是非常有效的切入点。
信主三年后，我便开始通过刚刚兴起的中文互联网与中国知识分子谈论信仰。当时最热门的争论之一，就是“基督教究竟是否反科学”。后来无论回国探亲还是出差，许多教会和团契邀请我举办公益讲座，也大多希望我分享“科学与信仰”相关主题。再后来，在海外华人教会和团契的福音讲座与布道会中，我也经常从这一话题切入，最终把听众带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核心。
海外华人教会的“科学护教”历史
我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如果回顾海外华人教会过去几十年的宣教历史，就会发现，华人教会长期习惯于从科学议题切入，向知识分子背景的中国人传福音。三四十年前，无论是布道会还是福音讲座，主题常常围绕达尔文进化论的缺陷、大爆炸理论以及基因编码的复杂性等议题展开。
一批具有理工背景的牧师和讲员，尝试借助现代科学发现来论证宇宙背后存在一位创造者，帮助听众突破无神论的思想障碍，进而引向基督福音。他们也因此成为当时华人教会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讲员。
这种对“科学与信仰”问题的重视，也充分反映在华人教会的护教资源上。
过去三十年间，里程（冯秉诚牧师）所著的《游子吟》堪称华人教会最具影响力的护教作品之一。作为一位后来接受神学装备并牧养教会的生物学博士，里程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科学论证回应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疑惑。《游子吟》可以说是帮助我们那一代理工科学生和学者突破科学主义、归向真神的重要“铺路石”。
2022年，普世佳音出版《万有之上》，作为以最新科学发现为基础的“游子新歌”系列之一，也被一些华人牧者推荐为“继《游子吟》之后的新时代护教资源”。
这一护教与宣教策略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那个时代来到海外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几乎都带着浓厚的科学主义无神论背景。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
新时代的护教策略变迁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在面对新一代90后、00后留学生时，海外华人教会所面对的宣教环境已经发生深刻的范式转移。
这一代年轻人所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远远超过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
我自己的经历对此感受尤深。二十年前，我到各地教会和团契讲道时，几乎所有邀请方都会指定“科学与信仰”作为主题；但过去十几年，越来越多邀请方明确表示，不必再讲这个题目了。
原因在于，新一代年轻人大多不再认为宗教与科学必然势不两立。他们常说：“我也不是进化论的信徒，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争论。”
对他们而言，科学主义已经不再是归信最大的障碍。孤独感、焦虑、压力，以及生命意义的缺失所带来的虚无感，反而成为更真实的挣扎。
今天的年轻留学生和学者拥有更加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更加西方化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三四十年前那种以批判进化论作为“福音预工”的护教方法，往往会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失去沟通的焦点。
因此，我们的宣教策略也正在从单纯的理性思辨，逐渐转向对生命意义的回应。我自己近年来在布道和福音工作中，也越来越多地讨论“人生与信仰”“心灵的渴望”以及“更美的家乡”等主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讨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年轻学生和学者中，“基督教反科学”仍然是许多人拒绝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华人教会内部也一直存在一些深受极端基要主义影响、对科学抱持盲目敌视态度的声音。因此，如何正确理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致力于宣教的教会必须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
基督教的护教与传福音工作，应当始终对慕道友的文化背景和处境保持高度敏感，并努力实现处境化；在科学与信仰的问题上，同样如此。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心对爱与救赎的渴求始终没有改变。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宣教的道路上，涉及科学的护教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策略价值。它帮助我们拆除偏见、建立对话、开启沟通。
但我们更需要记得，所有护教工作的最终目标，都是攻破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营垒——而这些营垒远不止科学主义一种——并将人引向那位创造万有、又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
因此，我们需要以更温和、更有理、有情、有灵，也更具生命感染力的方式，在科学主义与后现代思想交织而成的硬土上，继续播撒福音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