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编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中国大陆生活及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经历。第一篇反思 “中国” 这个单一概念下常被掩盖的多样性；第二篇则记述他在甘肃保安族群体中的田野调查。在本篇中，巴蒂进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过家庭生活、饮食、语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忆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记忆，这篇摘录文再次带领我们一窥那些使 “中国” 这幅图像比想像中复杂、远非单一样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韩国朋友兼博士班同学昌敏邀请我前往甘肃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里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区域。我们从整洁却平淡无奇的州府出发，搭了几个小时的巴士，深入草原，来到偏远的玛曲县。玛曲这个名字源自藏语 “黄河” 之意，而县城就坐落在黄河第一个大转弯处。抵达县城后，我们受到昌敏的学生联络人罗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锅，接着开车带我们上到当地的寺院。城里较为虔诚的居民正全神贯注地观看戴着面具的僧侣进行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样满足于把这一天当作假日，在寺院周围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后，我们启程前往罗桑的家，一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沿途经过正在吃草的牦牛和马匹，并一路沿着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着低垂的云朵，形成宛如镜面般的绝美倒影。 天下黄河贵德清 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远处的一个县，出自一位前来造访的官员之口。在中国，这种由地方官员亲口说出的话，几乎就是对一个 “众所周知的真理” 最终极的认证；但这句话其实同样可以用来形容玛曲，或黄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区。在青藏高原边缘的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纯净、自由奔流，与下游充满泥沙的洪流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黄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终流入渤海。 我们终于与大河告别，驶入一望无际的纯草原。途中，我们经过一个独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来顶多八岁，正看守着山坡另一侧的一群牦牛。小路最终带着我们沿斜坡向上，来到罗桑的家：一座单间土培小屋，旁边搭着一顶以牦牛皮制成的游牧民族 “黑帐篷”。不远处还搭着另一顶较小、较为传统的帐篷，原来是为昌敏和我准备的。我们面前的地面缓缓向下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罗桑家族有大约一百四十头牦牛和绵羊、两头棕色黄牛，以及几匹藏马，悠然散落在山谷间觅食。在黑帐篷的铁炉旁，罗桑的嫂子为我们做了一顿由米饭和羊肉组成的晚餐。饱餐一顿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准备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肃酷热的夏季，穿上厚重的御寒衣物及盖着两条毛毯，仍难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骤降的气温。 第二天清晨，我们仍在黑帐篷里休息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呼喊，说有三只流浪藏獒闯入了牧场，正在咬杀绵羊。几名年轻的家族成员闻声冲下山坡驱赶它们。然而为时已晚，其中一只羊已经被咬死；但我们随后几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罗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着手处理那只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罗桑的弟弟扎西则专心处理自己手边的任务。扎西是个颇有型的牧民，留着及肩长发；他正在修理用于驱动水井水泵的发电机；修好后，他顺利为牛槽加满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们轮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练地骑着藏马或摩托车穿梭于山谷之中。到了傍晚，扎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与烹饪的能干女性）将隔天早上要挤奶的母牦牛一一系好，并俐落地把幼崽与母牛隔开过夜，不顾母牛们的各种抗议哞叫声。 到了晚餐时间，羊肉连同用小肠制成香肠的内脏都已准备就绪。幸好当时的我还没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击致死的动物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想昌敏大概也没有多想。若我们当时卫生意识太强，这顿饭恐怕会陷入尴尬的局面。但实际上，我俩毫无顾忌地大快朵颐，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游牧民族方式吃饭：没有餐盘，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讲究，就是一手拿着一大块肉，另一手握着短柄刀。除了羊肉和牦牛肉之外，这一带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过的高原大麦制成的糌粑（tsampa）；人们食用时会用手将糌粑与茶和牦牛奶油揉捏混合；我们第二天早晨也体验了这一过程。这时，罗桑的父亲登场了。他性格温和却颇有威严，脸庞因多年在高原上劳作而饱经风霜。他滔滔不绝地称赞糌粑的健康益处，还说糌粑是达赖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选。不过，这一切都是透过罗桑的翻译传达给我们的，因为他的父亲和弟弟扎西都不会说中文——这在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愈来愈罕见的现象。但至少在此时此刻，我们欣然满足于这片广袤土地偏远一隅依然保留着的——就各种实际意义而言——藏族风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几天田园诗般的夏日生活后，我们准备回到县城，参加备受期待的年度赛马节。虽然罗桑这几天平稳地开着车载我们在上山跑，但我们这时才知道他其实没有驾照；他担心交通警察会在赛马节期间大举出动，抽查驶入城内的车辆。我主动提出由我来开，但我没带着中国的驾照，按当地法律这样仍属于违规。昌敏倒是随身带着驾照，但他没有信心开车，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般道路上开过车了，更别说这种泥土小路。我们斟酌了一阵子，思考究竟要冒着被逮捕还是发生车祸的风险，罗桑最终同意还是由他来开车。为了在天黑后才进城，我们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出发。再加上大陆司机惯用的招数——和对向驶来的车主打听前方的抽查情况——我们一路顺利地抵达目的地。由于多数旅馆早已客满，我们最终找到一家便宜但宽敞的青年旅舍。与罗桑以及一同进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后，我们便在此安顿下来。 隔天早上，当我们抵达比赛场地时，我对 “藏族牧民自由驰骋于草原上” 的那种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现实打脸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赛马场，设有马匹的起跑闸位、开幕典礼，以及政府官员一如往常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 “民族团结” 的演讲。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减损观众的热情。观众挤满了看台两侧的草坡，为骑手们加油呐喊：有留着辫子、摇着转经筒的白发老妇；有穿着长袖T恤、佩戴珠串项链并抱着孩子的母亲；也有身着时髦西装的年轻人。尽管官方仪式相当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无遗。有些骑手甚至不使用马鞍，直接骑在马上；负责颁奖等仪式的人员则身着优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后，虽然也有一些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参赛者，但拔得头筹的仍是来自高原地区的骑手。在两千公尺决赛时，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从草坡移到看台上观看。来自青海循化县的骑手包揽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军仅以微弱优势险胜来自拉萨的组合。 我的藏区之行几天后在风景如画的郎木寺镇划上了句号。这座小镇坐落在甘肃与四川两省交界处，海拔3300公尺，两侧各有一座金顶闪耀的寺院，背景则是巍峨壮丽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张推荐我参与一部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集。这部系列纪录片沿着白龙江展开，而白龙江的源头就在小镇西边不远处。在节目中，我扮演一名寻找罗伯特·埃克沃尔（Robert Ekvall）遗迹的游客。埃克沃尔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跃于此地的美国宣教士，对这一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学校。拍摄过程中，我有幸访问一位年长的藏族妇女。她还记得自己年幼时曾见过埃克沃尔。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忆还是让我略感吃惊，其中似乎没有任何对往昔岁月的怀旧之情。她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尊敬这个人，但并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着强调，由于宗教因素，当时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学校上课。无论如何，后来我便与导演团队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她的话或我的角色最后有没有出现在节目中。当然，除了几年前在兰州参加一场表演，我曾穿着藏族服饰接受一次简短的访问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国电视圈全部的演艺生涯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趟旅程却成了一个起点。因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安族及当地其他穆斯林群体上。然而，第二年，当我有机会为一本关于青海和甘肃藏区的欧洲出版物撰写章节时，我决定扩大研究范围，将热贡地区的佛教群体也纳入其中。大约一个半世纪前，保安族人迁徙离开热贡时，这个佛教群体便留在了原地。于是，我跨出了从穆斯林世界走进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Hugh Batt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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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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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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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编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中国大陆生活及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经历。继第一篇介绍该书试图超越单一、扁平的中国面貌之后，巴蒂在此篇将焦点转向他在甘肃保安族群中的田野调查。这段始于寻找研究地点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一场交织着审查许可、官僚体制、热情款待，以及在跨文化接触中，外来者与在地社群抱持的不同预设的故事。 重返积石山 公车转过街角，沿着主干道驶入积石山县城吹麻滩；尽管四周不断耸立起崭新的高楼住宅区，这座小城仍设法保有传统小镇的风貌。我的行程此刻已大致到一段落：从兰州向东南行驶两个小时抵达临夏——这座州府城市素有“中国的小麦加” 之称；接着只需再花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目的地，因为最近开通的隧道大幅缩短了穿越大山的车程。 积石山的正式名称为 “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因境内居住着三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使积石山成为该地区较敏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因而对外国人的管制相对严格。几个月前，在我前往该县进行为期数天的保安族语言调查后，我行程的消息传回了兰州大学的国际学生部门。不久后我便接到电话，要求我解释为何 “未经许可” 前往该地——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像这样短暂的行程竟然也需要取得许可。就在那个星期，我巧遇了一位几年前在前往天水的 “外国专家” 行程中结识的友善警察，他提议用警车顺道载我回学校。他的同事也上了车，我们便聊了起来，对方问了我的名字。“噢，你就是那个没拿许可就跑去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啊。” 这对我的研究生涯来说可不是个好的开端，但好在后续并没有衍生出什么大问题。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流传着一句话：“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容易得多”，我发现这通常是个实用的原则。背后的逻辑是：即使某件事情完全合法且过程简单，但若你试图先取得官方许可，可能反而会让掌权者担心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进而拒绝你的申请。但另一方面，如果事情已经做了，你只需要为越过某条界线而道歉，通常就不会有人再多说什么；因为相关主管部门也不希望让外界过度注意到任何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官僚体制迷宫 无论如何，几周后的2013年春季，我又来到了这里，这次带着一项任务量更重、也可能更有趣的使命：与当地一个保安族家庭住在一起，进行硕士学位的田野调查。这一次，我带齐了相关文件，除了兰州大学核发的标准许可信之外，还包括一封额外需要该县文化局、教育局和宗教事务局审核盖章的文件。之所以会多出这道繁琐的官僚手续，是因为发生了一起打破上述逻辑的例外：我的朋友兼同学查理（已与家人落脚在其中一个村庄）一年前曾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自愿在当地小学代课一天；警方的回应是收紧相关规定，不仅针对他，也连带限制其他所有试图在该县居住的外国人。 因此，我的第一站是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查理先前已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他确实十分大方且乐于相助，也顺利为我盖章。随后他安排一名助理陪我前往其他几个局办理手续，我们首先前往宗教事务局，却被告知主管们当时正在开会。等了一会儿后，我们决定不再继续等下去，我便提议先去教育局看看。那里的负责官员虽然在场，却拒绝在信上盖章，要求我先拿到公安局（PSB）以及 “Baomiju” 的印章；后者是我当时必须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词汇，意思是 “国家保密局” 之类的机构——至于像积石山这样的小县城是否真设有这样的局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文化局的那位助理表示不愿陪我前往公安局。深知 “关系” 在中国重要性的我便告诉他，我很确定如果没有他陪同，我是不可能拿到印章的。于是他建议回头找文化局老板寻求建议。局长建议我们放弃继续跑流程盖章，直接前往大河家当地的派出所（那是离我即将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城镇，搭小面包车过去大约半小时），出示兰州大学的许可信即可。他的建议奏效了，在地派出所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人提到还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我终于可以前往安排好的住处村落：大墩村，一个讲保安语的传统村落，也是当地闻名的 “保安三村” 之一。只不过我很快就会发现，事情原来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出乎意料的欢迎——以及一场令人不自在的协商 从大河家搭了约十分钟的小面包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穿过农田和稀疏的林地，我来到了位于大墩村中心的小学。我跨过小径，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打听，但由于屋主当时正在翻修房子，我便被转介到住在前方不远处的姪子家。到了新的住处，我受到姪媳妇玛彦（Mayan）的迎接，她带我前往我的房间。那是一座典型的乡村四合院，由几间平房式住宅围绕着中央的露天庭院而成。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房间看起来很像旅馆：硬砖地板上铺着红地毯，甚至还配有一台连接着宽频网路的电脑，这在当时的村庄里可说是相当罕见。我很快便和这对夫妻八岁的儿子马彪（Ma Biao）以及他的朋友熟络起来。两个孩子对这位新来的 “外国叔叔” 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天生就很会使用科技，能帮他们在电脑上下载一款摩托车游戏。然而，我显然没能成功完成他们期待的任务，这似乎马上让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跌了一截。 过了一会儿，女主人招呼我到主屋吃晚饭，请我坐在他们的 “炕” 上。炕是一种用砖头或石头砌起、底部可以烧火加热的高台，平时用来用餐、睡觉和社交。我一边吃着玛彦准备的面疙瘩，一边和她以及她的婆婆聊天，满足地觉得一切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过了一会儿，她的丈夫回到家里。我后来才得知，他恰好在当地警察局里工作——这算是这趟旅程中反覆出现的主题了。寒暄了几句后，我便开口说： “你叔叔说，我只需要跟你谈谈房租的事。” 然而事情从这里开始急转直下。他先是提到大河家镇上的旅馆价格，接着又说，有宽频网路的旅馆会更加昂贵；而在更远、规模更大的城镇上，一间条件不错的旅馆每晚甚至要价288人民币（以当时的汇率计算约29英镑）。 “所以，你说说看你觉得价格应该是多少？” “呃⋯⋯我原本想的是每个月500人民币（约50英镑）左右，” 我有些尴尬地回答。 这个价格显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我们最后陷入一场既尴尬且出乎意料的讨价还价。谈判过程中，他坚持每晚不能低于150元人民币（15英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明明身处中国乡间，而且离最近能洗澡的地方得徒步45分钟；他开出的价格足以让我在兰州最好的地段租下一间相当宽敞的公寓。但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提供一项服务，也希望借此赚取一些收入。事后回想，我意识到自己的出价确实太低了，因为这笔费用还包含了一日三餐；而从他们的立场来说，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二十四小时住在家里，本身也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话虽如此，尽管讨价还价在中国相当普遍，但九比一的价格落差，确实也显示出双方对这件事的认知存在令人尴尬的巨大差异。最后，我很快退回我的 “饭店房间”，度过辗转难眠的ㄧ晚。 当彼此的期待有所冲突 隔天早餐后，我们沿着小径回去找他的叔叔。当时我已在心中设好自己的谈判底线，最多不超过每月1000元人民币（约100英镑），不过，最后并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必要。我们抵达时，叔叔显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刻开始对我讲起过去大学团队如何经常来他家短暂住宿，获得热情招待且支付相当不错的费用。由于这次也是透过我系上的一位教授牵线安排的，他们以为我的住宿费会由大学或政府负担。我为这场误会表达了歉意，并询问我是否可以在村里四处看看、寻找其他落脚处，他也同意了。我们最后友好地道别，而我也意识到，整件事情其实可以归结为双方期待的不一致。身为外国人，我寻求的是道地、真实的 “文化体验”；但对村民而言，他们更在意的是让客人得到 “舒适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志学者光凭自身的出现，就注定会破坏实验的纯粹性，但在中国，“实验” 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是，相关的少数民族或地区能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让访客留下正面的印象，同时与相关的主办或安排机构建立或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我的接待者原本预想的，是一次短暂而具有教育意义的参访——我作为贵宾获得殷勤款待，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这与我试图进行的更为真实的民族志研究方式大相径庭。 寻找落脚之处…
Hugh Batt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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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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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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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中国」，究竟看见了多少个中国？从北方城市到西北少数民族社群，旅居中国十五年的梁泽修试图超越辩护与批判的两极，带领读者看见那些无法被单一叙事概括的生活、信仰与挣扎。
Hugh Batt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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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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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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