繩子的另一端，是他的哥哥。
那是陝北黃土高原上一個清晨。前一天傍晚，朱久洋把羊群趕回家，數了又數，少了兩隻。母親動了氣。第二天天剛亮，兄弟倆帶著一捆繩子爬上山頂，朝著溝壑縱橫的曠野一聲聲「咩⋯⋯咩⋯⋯」地呼喊，再屏住氣聽。
終於，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一聲微弱得幾乎要被風吹散的羊叫。
他們就循著那聲音走，一直走，直到崖邊。哥哥把繩子的一頭繫在他腰上，把他從崖壁上一點點放下去。他伸手抓住那隻卡在半坡上、受驚發抖的羔羊，再被一寸一寸地拉上來，抱回家。
那一年，他大概十來歲。他不會想到，這個畫面——一個聲音、一次尋找、一根把人垂下深處又拉回光裡的繩子——日後會成為他整個生命的隱喻；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他會用這個故事解釋自己如何從一個放羊的孩子，變成一個牧羊的人。
他叫朱久洋。名字裡，也藏著一個「羊」的聲音。
多年後，他再講起那根繩子時，說那是一種呼喚，一種尋找，也是一種愛的表達。童年崖壁上的那隻羔羊，讓他後來在聖經裡重新認出一種從上而下的尋找與拯救：不是人憑自己的力量攀上去，而是有人願意為了迷失者，把自己降到深處。
這也許是理解朱久洋最好的入口。他的故事不是一條筆直的「成功見證」，也不是藝術家信主後，作品便從黑暗走向明亮的簡單敘事。它更像一條從黃土高原到北京、從畫布到教會、從個體生命到公共痛楚、再到北美華人教會處境的漫長道路。道路上反覆出現一個意象：羊。
他年輕時畫過《迷途的羔羊》。那時他還沒有讀過聖經，也不了解基督教，卻畫出荒山中的羊。後來他回看，才意識到那不只是鄉土記憶，也像是自己生命的預告。二十年後，他又創作了《牧羊人》。從迷途羔羊到牧羊人，中間隔著的不只是時間，而是他整個生命、信仰、藝術與呼召的重建。
一個被壓縮的現代人
朱久洋是在沒有電燈的世界裡長大的。陝北的窯洞，夜裡點的是油燈。土地、牲畜、山路、季節與身體，構成童年最基本的秩序。
然後，現代化來了，而且是以近乎暴烈的速度來的。
他出生於陝西吳起，1992 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2001 年起居住並創作於北京宋莊。這些履歷看起來簡潔，但每一個地名背後都藏著一種時代轉換：從黃土高原的前現代生活，到九十年代的藝術學院與中國現代主義思潮，再到北京宋莊的當代藝術現場。
他曾形容自己成長於一個「典型的前現代社會」，卻很快被捲入城市化、工業化、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消費社會。短短幾十年裡，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幾乎同時壓進一個人的生命。
「所以我這個人的人格裡面，非常分裂。」他說。
一方面，他是從土地和傳統長出來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被現代性吸引，渴望自由、解放與自我表達。這種撕裂沒有停在抽象思想裡，而是落在他的身體和畫布上。
他把自己的創作歷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九十年代到二○○二年前後的「靈魂的迷失」。那時，他的身體很差，長期失眠，胃和全身狀態都不好。他形容那段時期充滿死亡帶來的恐懼、深沉的絕望，以及理想與現實之間巨大的張力。
他常常一個人進山寫生，一走就是十幾天。山裡的人、自然、沉默的生命，使他不斷追問：創造到底是什麼？
後來他得出的答案是：創造其實是發現。發現那些細微的、人性普遍擁有的東西。若要歸納，也許就是愛——因為只有愛能把人連结起來。
可是那時，他抓不住愛。
他畫《病房》《幽靈》《垃圾場》《哀哭的人》《失樂園》，也畫《迷途的羔羊》。那些作品像一份精神病歷，記錄一個現代中國人被撕裂、被追趕、被死亡陰影籠罩的狀態。人像幽靈一樣在世界裡飄，孤單、無力，找不到出口。
這不是單純的個人低谷，而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與城市化青年共同經歷的精神裂縫：舊世界不再能承載他，新的自由也沒有真正拯救他。
在盡頭遇見神
要理解朱久洋的轉變，得先理解他原本是個什麼樣的「基督徒」。
九十年代讀美院時，他已深受一些藝術家和思想者影響，認定基督教文化是中國文化未來無法繞過的重要因素。他認同它，追問它，把它當作思想與創作的資源。從藝術、苦難、救贖與終極關懷的角度來看，他覺得基督教對中國未來的文化想像非常重要。
但那仍是文化層面的認同。
「我稱自己為文化基督徒，」他回憶，「但或許是生長背景吧！就是沒有辦法相信有那樣一位神。」
這正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曾經走過的路：基督教可以是文明資源、審美語言、道德想像、批判工具，卻不一定是一位可以呼求、可以委身、也會進入人生命深處的神。
二○○四年前後，他在北京做職業藝術家，創作陷入困境，生命也陷入困境，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夜裡醒來，看著身邊的妻子和孩子，會想到：「萬一我走了，怎麼辦？」
那段時間，妻子已經信主，也有人來向他傳福音、為他禱告。他接觸福音，卻仍跨不過理性上的門檻。
轉折來得很突然。一位多年好友來北京見他，談到自己經歷的一些靈異事件，而且很詭異地跟他有關係。這使朱久洋極受震動，也有些恐懼，更有一種「果然人生終究是走到了有這麼一劫」的無奈感。對他而言，靈界不是一個遙遠的抽象概念；成長於民間文化之中，他雖然不相信有神，心裡卻相信有鬼。
那天晚上，告別故友，他懷著一種走到盡頭的心，回到家，和妻子一起禱告。
一個念頭進到他腦中：有鬼，就有神。
這句話若放在西方理性主義語境裡，可能顯得突兀；但放回他的生命脈絡中，卻真實而直接。對一個長期在民間信仰、現代主義、身體疾病、藝術絕望與文化基督教之間徘徊的人來說，神不是先作為一套教義被他接受，而是在他看見自己的有限、死亡逼近、生命走到盡頭時，成為唯一可能的盼望。
他走在院子，對神說：「上帝啊，你如果真的存在，就求你光照我。」
他一開口，就收不住了。整個人像被光照穿透，撕心裂肺地哭。他問神，為什麼讓他這麼多年身體一直不好、承受那麼多痛苦。那不是埋怨，或許更像是向天父訴說他的委屈。不知怎麼地，他心裡突然浮出一句話：「我要讓你更好地認識我。」
他後來回想，苦難不是把他推離神，反而成了他承受恩典的方式。第二天醒來，他覺得壓在身上多年的某種東西離開了。
「感覺很輕。」他說，「走著路，都覺得那壓垮我的重擔，就不見了！」
不久後，幾位來訪的長老為他按手禱告。那種從未體驗過的安慰，使他眼淚止不住地流。後來，又有一位宣教士來到他們當中，談起神在中國文化藝術界的心意。他坐在後排，淚流滿面。回家後，他對妻子說：「我感覺好像神在呼召我們。」
從那以後，他不再只是文化意義上的基督徒，不只是把基督教當作藝術與思想資源的人；他成了一個生命被神抓住的人。
從迷途羔羊到牧羊人
信主後，朱久洋的生命沒有從藝術轉入教會，好像從一個世界搬到另一個世界。更準確地說，是藝術與牧養開始彼此滲透。
在北京宋莊，他和妻子開始小組查經。聚會多半從家裡開始，參與者中有不少藝術家和文化人。後來，小組慢慢形成教會。那時他自覺裝備並不充足，卻在一群同樣尋找、破碎、疑惑的人中間開始服事。這段牧養經驗持續約十年。
他也在那段時間創作了許多重要作品：《唉！大海》《祭壇》《洗腳》《牧羊人》。如果早期作品的色調是黑暗、病房、垃圾場和迷失，那麼二○○四年後的作品開始出現另一種力量：不是廉價的明亮，而是在絕望中看見盼望。
《唉！大海》系列裡那隻救贖的大手尤其能看出這種轉變。血紅的落日下，翻湧的深藍海面上，巨大的手從上方伸向浪濤裡幾乎看不見的人影。畫面沒有一句文字，卻把他多年尋找的「從上而下」的關係，第一次畫成了在場的拯救。
而《牧羊人》對他更有總結性的意義。那幅作品不是職分的宣言，而像是多年生命道路的凝縮。當年那個畫《迷途的羔羊》的青年，後來站在教會裡講道、陪伴人、為人禱告，也把羊的意象重新放回畫布中央。
「從迷途的羔羊，到牧羊人，」他說，「我經歷了二十年。」
從放羊到牧羊，中文裡只差一個字，生命裡卻隔著死亡恐懼、聖靈光照、群體建立和長期服事。
他說，只有生命世界觀的重建，人才可能用全新的方式思考社會——也就是從「小我」到「大我」的關係。這句話也概括了他後來藝術的第三個階段。
站在中間的人
二○一○年之後，朱久洋的創作轉向更明顯的公共關懷。他把這一階段稱為價值觀的重建，以及作品的社會學轉向。
在他看來，藝術家不只是表達個人情緒的人，也應回到某種「祭司」的位置：站在人與神之間，也站在人與人之間。
這並不表示藝術可以取代信仰，也不表示藝術家成了先知。朱久洋反而很清楚地說，藝術首先是個人生命生存心路歷程的表現，是尋找上帝及愛的一種方式；它不能上升到信仰本身。然而，真正的個體感受也不是孤立的。人若向內進入群體，才會有切膚之痛；向外又要能從人群中抽身，不被罪與仇恨吞沒，才能在一種先知性的角度中批評、呼喚、呐喊。
因此，二○一○年後，他的作品更明顯地探入公共現實：饒恕與和好、法律與信仰、邊緣群體的聲音、公共記憶中的苦難。這些作品有時以裝置呈現，有時以行動藝術進入公共空間；但無論形式如何，他關心的不是製造衝突，而是在破碎處問：人是否還可能聽見愛的呼喚？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藝術不是單純的抗議藝術。它當然有公共性，有批判性，甚至有行動性；但底層仍是牧者性的。他不是站在遠處評論苦難，而是試圖進入痛楚，又不讓痛楚成為最後的語言。
他常用「與哀哭的人同哭」來理解藝術家的位置。這句話對他不是溫柔的標語，而是一種代價：你必須進入群體，才會有切膚之痛；但你也必須與神保持連結，才不至於被群體的罪、恐懼和仇恨吞沒。
「這確實需要一種超自然的持守，」他說，「而這種持守，只有在一種超自然的聯繫中，才能完成。」
自由社會裡的另一種試煉
後來，朱久洋帶著家人來到北美。
其實，他原本並沒有移居的計畫。二○一九年，他在美國巡迴分享時，仍覺得自己的創作對象和土壤都在中國。他看著自己過去的作品，知道那些畫面只有在那樣的處境中才會被逼出來。他問自己：我來美國做什麼？
但之後，一些道路逐漸關上，一些新的路又意外打開。最後，他在禱告、家庭需要與創作限制之間辨認方向，來到北美，在陌生的語言、文化與教會環境中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並不浪漫。對一位以視覺語言作為母語的藝術家來說，換一個環境不是簡單地搬家，而像是重新學習如何看、如何說、如何進入人群。他坦言，英文是很大的障礙；語言的限制讓他難以直接進入美國主流社會，也使他的藝術與公共對話面臨新的阻隔。
然而，更讓他深思的，也許不是美國社會，而是北美華人教會。
他曾在北京牧會，經歷的是外在壓力、空間限制，以及信仰與創作在公共處境中的緊張。來到自由社會後，他發現教會面對的危機並不因此消失，只是換了形狀
「有了自由，也不表示沒有逼迫。」他說。
這句話不是要浪漫化苦難，也不是否認自由的寶貴。它更像是一位從另一種處境走來的牧者，對自由社會提出的提醒。在沒有明顯外在壓力的地方，人仍可能被安逸困住；在宗教自由之中，教會仍可能被消費主義、舒適生活、宗教慣性，以及對穩定的依附所塑造。
他並不是否認北美華人教會中有忠心服事的人。相反，他也在其中被接待、被扶持，並重新學習如何服事。但他感到，自由社會的試探更隱微：信仰可能被舒適生活稀釋，教會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維持宗教生活的場所，而不再是一群被差派的人。
這個觀察對中國與北美的讀者都重要。許多關於中國教會的敘事，常把逼迫與自由放在一條簡單光譜上：那邊艱難，這邊安全；那邊受壓，這邊自由。但朱久洋的生命提醒我們，屬靈危機不只存在於限制之中，也存在於舒適之中。曠野會試煉人，應許之地也會試煉人。
關於受苦，他說得鋒利，也謙卑。受苦是信仰的一部分，但他不把自己塑造成已經預備好的殉道者。談到那些正在承受重壓的人，他承認，若換作是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站立得住。
這不是一個自封的先知在說話。這是一個放羊的人，知道自己也仍然是那隻需要被尋回的羊。
浪頭上的羊
採訪快結束時，朱久洋談到他對華人教會與漢語神學未來的盼望。
他相信，基督信仰與漢語世界的相遇，仍處在一個重要的時刻。這場相遇不是單向的輸入，也不是簡單的文化翻譯；它正在塑造新的問題、新的神學語言，也可能為全球教會帶來新的看見。
這正是他的故事與 ChinaSource 讀者相遇的地方。朱久洋不是只屬於藝術圈的個案，也不是只屬於某一地教會的牧者。他的生命把幾個問題連在一起：中國現代化如何塑造一個人的靈魂？基督信仰如何從文化資源變成生命委身？藝術如何承載苦難、饒恕與公共現實？移居自由社會後，教會又面對什麼新的屬靈試煉？
從這個角度看，他的故事不是從黑暗到光明的直線，而是一次又一次被呼喚、被尋找、被帶回，也再被差出去尋找別人的過程。
一個聲音，一次尋找，一根把人垂下深處又拉回光裡的繩子。
那個被哥哥用繩子放下崖壁去抱回迷羊的男孩，如今自己成了牧羊的人。但他比誰都清楚，那根繩子的另一端，從來不在他手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