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我在机场偶遇了三位老人，加起来265岁。其中一位，曾为主坐牢27年，出狱之后依然传福音。那天，他站在航站楼的出口处，手里拿着看不懂的移民文件，眼睛在人群里搜索一张熟悉的脸。
我帮他们提行李。我陪他们等待。背后没有任何机构，没有事工名称，没有汇报体系。只是一次偶遇。三位白发的流散华人，三段见证了中国教会风雨的人生，站在一个外国机场的大厅里。
那位老人坐牢的27年里，他没有等待出狱之后才开始活出信仰。他在里面传福音。他出来之后继续传。流散到外地，依然如此。我越来越相信，他在那个机场出口等待的样子——拿着看不懂的文件，眼睛寻找熟悉的脸——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神学命题。
圣经里满是在看似边缘的地方完成神最重要工作的人。约瑟在埃及。但以理在巴比伦。以斯帖在异邦王宫。初代教会因逼迫而四散。保罗在狱中写信。他们的姿态从来不是等我回到中心，我才能有用。他们的姿态是：我在这里。神在这里工作。
流散不是一种等待被解决的处境。它是一个需要被居住的位置。
耶利米书29章，神对巴比伦被掳者说的那道命令，每次读都让我震动。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不是忍耐，等着回家。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完全临在——因为是我把你差遣到那里。被分散的人不是被遗弃的人。他们是被差遣的人。
我在外地不同的城市认识的那些华人基督徒，大多数并没有把流散选为一种属灵操练。他们为了学业来，为了工作来，为了安全来，为了孩子来。许多人心里带着离开时的重量——年迈的父母，熟悉的会众，那个可以不假思索地祷告的语言。
然后是我手机里存着的那张照片。一个三四岁光头的孩子，接受了几十次化疗之后，趴在妈妈肩上，两个人都戴着口罩。他们在儿童医院里，孩子的头发因为化疗掉光了。妈妈的眼睛在口罩上面，看向镜头。
这个家庭从中国南方来，为了让孩子得到治疗。他们不懂英文。他们不认识任何人。他们住在离医院最近的汽车旅馆，每天在房间里用电热水壶煮方便面。孩子在接受化疗的日子里，妈妈有时候整夜不睡，坐在病床边，不是因为孩子需要她，而是因为她不知道如果睡着了，世界会不会在她闭眼的时候发生什么。
我没有办法为这张照片写神学注释。
我只知道，有人需要在那个房间里。不是带着答案去，不是带着项目去。只是在那里。说同一种语言。提行李。等待。
这，正是海外华人教会能给的。也是海外华人教会被呼召去给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种离开，认识那种在陌生地方找不到方向的感觉，认识那种在午夜突然想起某个熟悉的味道时的孤独。
流散者能给流散者的，不是从高处俯身的怜悯，而是从同一个深处伸出的手。
我在中国南方长大——历史上，戴德生内地差传的起点就在那里。1992年，我在教会长老家受洗。三十四年来，我亲眼目睹中国教会在不可能的压力下如何行走：家庭教会长老们静默的英勇，那些在国家留下的缝隙里寻找爱神之道的弟兄姊妹的创造力。我深知在那些压力之内坦然说话的代价。
但我已经不在那些压力之内了。而这份自由不是一种假期。它是另一种责任。
海外华人教会有自由说一些在内部无法安全说出的话。有自由陪伴那些无法被陪伴的人。有自由在那个医院的房间里坐下来，什么都不说，只是在那里。
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份自由。问题是：我们用了吗？
那位在机场等待的老人，27年的牢狱没有改变他的姿态——他仍然是那个会在机场出口处传福音、在人群里寻找熟悉的脸的人。神学位置，从来不取决于地理位置。
我们不是在过境。我们不是在等待变得有用。
我们在这里。而这里，恰恰是神差遣人去完成重要事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