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華人性可能跟你的不一樣

「你是中國人」

我的祖父是因戰亂從中國山東移居韓國的第一代移民。小時候，他經常對我說：「你是中國人。」這句話並不只是對我們家族根源的說明。它所表達的是，即使我在韓國長大，我仍然應當帶著明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生活。對年幼的我而言，「中國人」並不是一個需要懷疑或追問的概念，而是我所繼承的一個既定事實。至少在當時，它似乎是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最清楚的答案。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我逐漸發現，我所理解的「華人」（Chinese），與其他地區的華人對「華人」的理解，並不一定相同。我的華人性（Chineseness）可能跟你的不一樣。這並不是說某個人比較接近「真正的華人」，而另一個人就比較不真實。這裡所說的「華人性」，也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文化本質，而是指我作為韓國華僑（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在特定的歷史、地方、語言、教育、政治記憶與社會關係之中逐漸形成的身分經驗。這也不是要把所有華語社群都納入同一種「華人」身分之中。

世界許多地方的華人散居社群早已取得居住國國籍，因此，國籍本身並不足以界定華人性。然而，韓國華僑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由於相當多的第一代移民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便已來到韓國，不少家庭即使已經在韓國生活了好幾代，仍長期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近年來，選擇歸化取得韓國國籍的人逐漸增加，但中華民國護照至今仍在韓國華僑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五本不同時期的中華民國護照排列在桌面上，綠色封面的設計各異，部分印有「TAIWAN」字樣。 — *譚安維在人生不同階段使用過的五本中華民國護照。本文內文圖片皆由作者提供。*

多重的歸屬

對韓國華僑而言，歸屬從來不是單一的。許多家庭的祖籍可以追溯到中國山東，那裡承載著家族歷史與祖先記憶；而中華民國與臺灣，則透過歷史、教育與政治記憶，成為韓國華僑身分形成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認同來源。韓國的華僑學校長期使用來自臺灣的教材，其教育內容也深受臺灣影響。

與此同時，我們真正生活與成長的地方卻是韓國。我們記得家族根植於中國山東的歷史，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卻生活在韓國。我們使用 Mandarin（國語）與山東方言，同時也自然流利地使用韓語。那麼，究竟是什麼使我成為華人？是護照、祖籍、語言、教育，還是我實際生活與成長的地方？

年少的譚安維身穿條紋上衣，胸前別著紅色花飾，站在韓國漢城華僑小學校門前，後方可見畢業祝賀橫幅。 — *譚安維於韓國漢城華僑小學畢業時的照片。該校以中文授課，使用來自台灣的教材。*

1992 年韓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隨著與中國大陸出身者接觸的增加，韓國華僑逐漸意識到：即使彼此共享某些語言與文化元素，各自經歷過的歷史卻並不相同。

「你是中國人、韓國人，還是臺灣人？」

我對自身身分的困惑，在前往臺灣就讀大學之後變得更加清楚。我從小被教導自己是中國人，但到了臺灣，同學們卻稱我是「韓國人」。

「你是從韓國來的，所以你就是韓國人。」

當時我很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因此，我有時會拿出自己的中華民國護照給他們看，說：「我跟你們拿的是一樣的護照。我跟你們是一樣的。」

譚安維站在大學教室的黑板前，手持講稿進行報告，身後的黑板寫有李舜臣等中文字。 — *譚安維在臺灣的大學軍訓課上，報告朝鮮王朝的李舜臣將軍與龜船。當時軍訓是大學必修課，但身為僑生的他，在臺灣求學期間不必服兵役。*

然而，一本護照並沒有解決我的問題。我究竟是韓國人、臺灣人，還是中國人？有一段時間，我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都是「不是」。無論稱自己是中國人、韓國人或臺灣人，似乎都沒有任何一個身分能夠完整地描述我。因此，我借用臺灣作家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書名，有時也會把自己形容為「亞洲的孤兒」。那時候，對我而言，活在邊界上並不是一種豐富，而是一種缺憾。

然而，現在回頭看，我逐漸明白，正是這種處於中間的狀態（in-between-ness），也可能成為神學洞見開始萌生的地方。我曾經把這種模糊的位置視為一種必須克服的缺陷，但它反而使我重新理解上帝、自己，以及那些塑造我的不同世界。正是在不同歷史、語言與記憶彼此交會的地方，我開始看見一些過去看不見的事物。

從無處歸屬，到找到歸屬

我對身分的理解發生重大轉變，是在我認識耶穌基督之後。成為基督徒以後，我開始重新理解上帝國，以及聖經所說的「天上的國民」（腓立比書 3:20）。我逐漸明白，我並不需要先決定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韓國人還是臺灣人。從終極的意義來說，我首先是一個屬於上帝國的人。

然而，天上國民的身分並不是一本用來抹去我地上身分的新護照。福音反而使我接受：韓國、中國與臺灣各自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痕跡，都真實地存在於我的生命之中。

過去，我總覺得必須在中國人、韓國人與臺灣人之間選擇一個答案。後來，我才明白，從不同意義而言，我甚至可以對三個問題都回答「是」。韓國社會塑造了我；我的家族根源在中國；我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也曾親自在臺灣接受大學教育，並承接了與臺灣相關的政治與歷史記憶。

在基督裡，我的理解逐漸從「我哪裡都不屬於」轉變為「我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地方」。確信自己屬於上帝國，並沒有抹去我的其他身分；相反地，它使我得到自由，不再需要讓任何一種國家或民族身分成為我的終極身分。也正是在這份自由之中，我重新接納了自己最具體的身分——韓國華僑。

道成肉身也使我重新思考神學的具體性。在耶穌基督裡，上帝進入了一個具體的時代、地方、民族與歷史。因此，神學也從來不是從「無處」（nowhere）發出的。我們總是在某個地方，以某種語言，帶著特定的歷史與記憶談論上帝。中國大陸、臺灣、東南亞、北美以及韓國華僑的基督徒可以共享同一個信仰，但他們的神學見證不必完全相同。這並不是缺陷，而是道成肉身之信仰所具有的具體性。

多重的華人性，同一個身體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樓靜武所提出的 Sinophone Theologies（華語神學）特別具有意義。如果我們把「Chinese」理解為一個單一而同質的文化與語言範疇，就很容易忽略不同華語社群在不同地方與歷史中所形成的生命經驗。正如樓靜武所指出的，Sinophone 的視角並不是從一個單一、中心化的「Chinese culture」出發，而是邀請我們同時看見不同 Chinese worlds 之間的共同性與差異。¹

五旬節為我們思考華語神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神學圖像。在使徒行傳 2 章中，聖靈降臨時，人們並沒有開始使用一種共同的神聖語言；相反地，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語言聽見上帝的大作為。如果華語神學以國語／普通話為中心，卻將粵語、臺語、山東話，以及不同華人離散群體的語言經驗推向邊緣，那麼它所建立的只不過是另一個新的中心。

五旬節的共同體並不是一個所有人都說同一種語言的共同體，而是一個人們能夠用不同的語言談論上帝，同時也能夠聽見彼此的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來說，我認為五旬節的共同體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多中心的共同體（polycentric community）。這種多中心性不再以一個單一中心為基準，按照與該中心距離的遠近來評價所有其他共同體。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東南亞、北美以及韓國的不同華語社群，都可以從自己的歷史與地方經驗出發認識上帝，並在那裡進行神學思考。任何一個地方的經驗，都不必成為衡量所有其他經驗的唯一標準。

對我而言，這也是一個十分個人的問題。我的信仰與神學並不是只透過一種語言形成的。我在臺灣信了耶穌並成為教會的一員，但後來卻是在韓國學習神學。國語與山東話世界塑造了我的身分，而與中華民國及臺灣相關的歷史記憶，也仍然存在於我的生命背景之中。如果我必須從這些經驗之中只選擇一種，再把它稱為「真正的我」，那麼我就必須把自己的信仰經驗切割開來。

譚安維（右）身穿藍色上衣，與身穿深色西裝的作家白先勇（左）站在白板前合影。 — *譚安維（右）與臺灣作家白先勇（左）合影。*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的生命經驗並不只是用來說明華語神學的一個例子，也是我開始進行神學思考的一個認識論的出發點。樓靜武也把「自傳性經驗」（autobiographical experience）視為 Sinophone Theologies 形成的重要神學資源之一。²因此，身為韓國華僑所經歷的張力、歸屬、語言與記憶，不是進行神學之前必須排除的個人背景，而正是我開始神學思考的具體生命條件。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2 章所說的「基督的身體」，提醒我們基督徒的合一並不是同質化（uniformity）。身體之所以成為身體，正是因為各個肢體彼此不同；也正因為不同，我們才彼此需要。任何單一的華人基督徒的經驗，都無法代表整體。承認不同聲音的存在，也不等於否定合一。基督的身體不是透過消除差異而成為一體，而是在差異之中彼此需要。

啟示錄 7 章則呈現了來自「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的人一同站在上帝面前的異象。然而，我們有時卻把「Korean」、「Chinese」或「American」視為內部同質的類別，再討論這些民族如何在基督裡合一。事實上，每一個類別的內部本身就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

因此，在基督裡的合一，不只是要求我們看見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也要求我們看見這些類別內部的差異。「華人」本身就包含不同的國家經驗、地方歷史、語言、遷徙、政治記憶與離散生活。在中國大陸形成的華人性，不能成為世界各地華人的唯一標準；在香港、臺灣、東南亞、北美以及韓國華僑之中形成的華人性，也都在各自獨特的歷史與關係之中形成。

因此，「我的華人性可能跟你的不一樣」並不是一句為了將彼此分開而提出的宣言，而是一個彼此聆聽的邀請。華語神學不應先定義一種抽象的「中華文化」，再把所有人放進其中，而應聆聽不同的人如何從自己的家族史、遷徙、語言與教育、政治與記憶，以及信仰經驗之中遇見上帝、談論上帝。

然而，華語神學也不能只停留在確認多元華人身分認同的存在。它還必須問：誰的聲音被放在中心？誰的經驗又被推向邊緣？這不只是多樣性的問題，也是權力的問題。當某一種語言、歷史或政治記憶被視為「普遍」時，其他經驗就很容易被視為特殊、次要，甚至只是邊緣性的存在。

當我們使用「華人基督教」這個名稱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之中，把某一個地區的歷史、某一種語言形式，或某一種政治經驗視為規範？不同地區與離散社群的經驗，應當迫使我們重新追問：我們長久以來理所當然使用的「華」，究竟意味著什麼？

第35屆亞細亞聖徒訪韓聖會上，譚安維（左）與韓國學園傳道會負責人 Park Sung-min 牧師（右）站在講台後，手持麥克風發言。 — *譚安維（左）在第35屆亞細亞聖徒訪韓聖會上，為韓國學園傳道會全國主任 Park Sung-min 牧師（右）擔任口譯。*

也許，五旬節的核心並不只是人們說出了不同的語言，更在於他們能夠聽見別人的語言。因此，華語神學的使命不只是產生更多聲音，也在於培養一雙能夠聽見彼此的神學耳朵。我需要有自由說出自己的華人性，同時也需要接受，另一個人的華人性可能與我的並不相同。

上帝在接納我以前，並沒有要求我先把自己究竟是韓國人、中國人還是臺灣人整理清楚。上帝就在這些關係與歷史彼此交織的地方遇見了我。我在基督裡所發現的天上公民身分，並沒有抹去我的具體歷史；反而使我能夠自由地接納自己的歷史。

我曾經以為自己哪裡都不屬於。後來，我在基督裡發現，我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地方。而也正是在這份自由之中，我重新發現了自己發言的那個具體位置：「我是韓國華僑。」

如今，我不再把自己的華人性與別人的不同視為一種缺憾。那個曾經讓我感到缺憾的邊界位置，如今反而可能成為一個使我重新理解上帝、也使我能夠聆聽他人的神學位置。差異不一定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也可能成為我們從彼此領受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