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初，金明日牧師在被中國當局拘留數月（自2025年10月起）後獲釋。金牧師是北京錫安教會的創辦人；該教會是中國最知名的家庭教會之一。去年他被拘留時，官方對他的正式指控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
這個措辭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片刻。金牧師並不是因為宣揚異端思想、組織政治運動，或煽動暴力被捕，而是因為在線上舉行禮拜。自中國政府於2018年強制關閉錫安教會在北京的實體聚會場所後，教會便將聚會轉移到Zoom平台上。對會眾來說，「忠心地持續教會共同生活」之舉，對中國官方而言卻是犯罪行為——並且中國法律恰好為此提供精確的裁決工具。
這正是中國日益加增的宗教法規所造就的現實。對中國境外所有為中國教會禱告、支持或試圖了解中國教會的人來說，這一法律層面的變化值得密切關注。外界在報導中國基督徒所面臨的壓力時，常聚焦於一些戲劇性的事件，例如教堂被拆毀、牧師被捕、聖經被沒收。這些都是真實且嚴重的處境。然而，在這些顯而易見的打壓之外，某種更系統性的變化正在發生：法律正被用來重新定義基督教被允許存在的形態。
為何「法律語言」至關重要？
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相比，法律似乎只是某種背景噪音。但在中國，法律扮演著極為獨特的角色。當中國共產黨（CCP）將某些內容寫入法規時，標誌的是一種深思熟慮且長期存在的政治意圖，而非某種旋風式的運動。中國法律的變化，反映的是中共希望在未來逐步實現的治理目標，因為法律在中國是治理的工具，而非對權力的制衡約束。
這是至關重要的區別。在多數民主國家中，「法治」（rule of law）意味著一套獨立的法律制度，用以保護公民免於政府權力的過度擴張。但在中國，「法治」同樣可以理解為「依法而治」（rule by law），即法律是共產黨用來統治社會的工具，而不是用來約束共產黨的制度框架。中國共產黨主導立法過程，其權威並不受到法律限制，反而是藉由法律得以展現。因此，當北京制定宗教事務相關法規時，它並非在限制政府可以對宗教做什麼，而是在定義宗教「被允許成為什麼樣子」。
值得關注的三種法律模式
自2019年以來，中國政府陸續推出多項規範宗教生活的重要法規，涵蓋宗教團體、伊斯蘭朝覲、宗教教職人員、宗教院校，以及網絡宗教服務等領域。其中，有三種法律模式對理解今日中國基督教的處境尤其重要。
教會正被重塑為類似於黨支部的架構
2019年施行的《宗教團體管理辦法》要求宗教團體採用與中國共產黨高度相似的治理架構，包括設立選舉產生的負責人、固定任期、明確的上下層級關係，以及內部的「獎懲機制」。此外，宗教團體也必須定期舉辦活動，向其成員宣講黨的政策和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決策。這些規定乍看之下只是行政管理措施，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有深遠的影響：教會的內部生活——由誰帶領、如何作決策、向會眾傳遞什麼信息——越來越不是由神學信念或教會群體共同分辨來塑造，而是被國家的組織治理邏輯所主導。
神職人員被納入監控型的檔案管理系統
2021年施行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要求政府為每一位已登記的宗教教職人員建立並維護個人檔案，內容不僅包括其資格證明，也包括其獎懲及違規行為。這份檔案將伴隨牧者整個事奉生涯，並作為評估其「可信度」的重要依據。到了2024年，中國更進一步擴大這套制度，推出一個向社會公開的宗教教職人員線上資料庫。這套制度的運作邏輯與中國更廣泛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如出一轍：個人的行為受到持續監控與記錄，並據此決定其是否能繼續從事相關工作。一位牧師的講道內容若被官方認定為與政治要求不相容，不僅可能遭到訓誡，更可能被永久撤銷其教職資格——並且，政府對何種情況構成違規的標準刻意保持模糊，藉此將威懾效果發揮到最大。
基督教在網路上的表達空間，正被系統性地關閉
金牧師的案例最能說明這一模式。2018年北京錫安教會被政府強制關閉實體聚會後轉為線上禮拜，絕非偶然或鑽法律漏洞，而是一個教會努力維持其共同敬拜及團契生活的方式。然而，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腳下的法律基礎卻正悄然改變。2021年施行的《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開始禁止未經授權的線上宗教教育與宗教資訊傳播。接著，在2025年9月（金牧師被捕前短短幾週），中國政府再次發布涵蓋範圍極廣的《宗教教職人員網絡行為規範》，禁止神職人員直播聚會、在短影音平台發布講道內容、主持微信禱告群組、向兒童提供線上宗教教育，以及透過數位平台為任何宗教目的募款。甚至連AI生成的宗教內容也被一律禁止。這一時間節點絕非巧合：金牧師正是在這些新規定生效後一個月被捕。法律先被制定出來，隨後便被付諸執行。
「去宗教化」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如果單獨來看，上述每一項法規或許都可以被理解為行政管理上的不便，或某種出於安全考量的監管。但將它們放在一起理解時，卻揭示了法規背後更根本的本質。這些法規共同達成的效果，不僅僅是對宗教進行監管，而是將宗教重塑為另一種事物。
我想用一個詞來描述這個過程：去宗教化（dereligionization）。這個概念有別於《華源協作》讀者較熟悉的另外兩個詞彙。「迫害」針對的是信徒本身——具有強制性，往往伴隨著暴力的方式，因此常常產生殉道者。「中國化」（Sinicization）關注的是宗教的文化形式，也就是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而「去宗教化」所涉及的層面，則比前兩者都更深刻。它針對的是「信仰本身的內容」：教會教導什麼、如何組織、由誰帶領，以及最終順服的權威究竟是誰。
若將上述法規放在一起思考，它們共同要求的究竟是什麼？一位依法登記的牧師必須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視為其教職資格的一部分；教會對教義的詮釋必須符合國家所定義的「健康、文明、現代」標準；宗教院校的課程必須納入「習近平思想」、愛國主義及中國傳統文化；教會的組織架構必須仿照共產黨的治理模式；牧師若沒有政府核發的許可，不得在網路上講道；一旦被認定越界，其個人檔案便會留下紀錄，面臨教職資格隨時被撤銷的風險。
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基督教所剩下的，是一種外表仍具備「宗教樣貌」的存在——有教堂建築、宗教服務、神職人員的稱謂——但其超越性權威（transcendent authority）的核心主張卻已被系統性地掏空。教會不再首先向上帝或《聖經》負責；在法律與制度上，教會必須首先對共產黨負責。國家根本無需明令禁止基督教的存在，它只需要確保基督教所做、所教、所組織的一切，必須經過黨的批准——而法律是精準實現這一目標的機制。
這也正是金明日牧師遭控的罪名耐人尋味之處。他被指控的罪名並非暴力、詐騙或仇恨言論；而是「未經授權利用互聯網從事宗教活動」。在中國法律的框架下，如今在線上透過Zoom舉行教會禮拜已等同於「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敬拜行為本身已被重新歸類為犯罪行為——並不是因為敬拜的內容，而是因為敬拜發生在國家所控制的體系之外。這就是「去宗教化」的實際樣貌。
為何這對中國境外人士至關重要？
對所有關心中國教會的海外基督徒而言，理解這一法律層面的變化，會改變我們解讀所見所聞的方式。當一位牧師拒絕在官方註冊教會、一個堂會選擇在家裡聚會、一間教會拒絕安裝政府的監控攝影機時——絕不只是政治上的抗命行為。這些行為很多時候是出於神學上的忠誠：拒絕讓國家在透過法律重塑教會組織的同時，也重塑教會的信仰。
理解中國法律，也能幫助我們更謹慎地解讀中國官方的語言。當官方媒體宣稱宗教法規是在維護「正常有序的宗教活動」，或促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時，這些措辭聽起來似乎合情合理。然而，這些語言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具有特定含義——其核心目的並非保護宗教，而是使宗教服從於國家的治理。在中國宗教法規中，最常用來描述國家角色的字是「導」。在英文裡，guide帶有牧養的意涵；但在中國的法律語境下，它卻意味著透過教職資格認證體系、資料庫以及刑事指控等制度強制執行的「政治方向」。
金明日牧師被拘留了八個多月，在此期間他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他所帶領的教會曾公開地在北京聚會，後來轉移至Zoom上安靜聚集，如今四散各地。將他送進監獄的法律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數年間透過一條又一條法規、一項又ㄧ項措施逐步建立起來的——每一項規定單獨看來，都只是官僚行政上的調整，但集結在一起卻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因此，任何希望與中國教會同行的人，不僅需要理解法規所帶來的苦難，更需要理解製造這些苦難的制度架構。
牢籠並不總是由鐵欄杆構成的。有時候，它是由一條條法律、細則以及資料庫精心築成的，並且構建得極其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