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VUCA时代与中国教会的历史坐标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美国军⽅提出“VUCA”概念，⽤以描述后两极时代的 世界局势：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与模糊 性（Ambiguity）。这⼀概念原本⽤于军事战略分析，却逐渐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与社 会变迁的重要框架。
若以VUCA的视⾓观察当下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其特征⾼度吻合：政策环境快速变 化、经济⾛势难以预测、国际关系⽇趋复杂、意识形态叙事趋于强化。中国教会正处于这⼀ 宏观结构性转型之中。
今天的中国教会所⾯对的，不仅是某⼀阶段的外部压⼒，⽽是⼀种整体社会结构的重 组。政治逻辑强调安全与秩序，经济结构进⼊调整周期，社会⼼理趋于保守与焦虑，⼈⼜结 构发⽣历史性逆转。在这样的环境中，教会不可避免地进⼊“收紧—压缩—内缩”的阶段。 然 ⽽，历史神学告诉我们：教会从来不是在顺风环境中成长，⽽是在压⼒与张⼒中完成⾝份的 再塑。也许，我们正在见证⼀个“压缩—炼净—重构—再⽣”的历史阶段。
第⼀部分：宏观环境——⾼压社会与结构转型
⼀、政治与法律：宗教治理的制度化
过去⼗年，中国宗教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化与法治化趋势。2018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被视为⼀个重要转折点，它确⽴了以“遏制极端、抵御渗透”为原则的管理逻辑。随后出台的⼀系列配套⽂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宗教治理体系。2022年《互联⽹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实施许可制度，使线上传教与宗教传播活动纳⼊严格监管。2023年《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强调“中国风格”建筑与民主管理机制，进⼀步强化宗教活动的规范化与⾏政 化。这并⾮阶段性整顿，⽽是常态化治理逻辑的体现。
从近⼗年左右的逼迫事件中可以看到，家庭教会正⾯临中国政府全⽅位的压制。有代表性的是守望教会事件——关于社会合法性、浙江拆⼗字架事件——关于宗教符号、临汾教会事件——关于聚会场地、锡安教会事件——关于⽹络空间、秋⾬教会事件——关于社会公义、洛桑会议事件——关于普世教会关系。
- 对于家庭教会⽽⾔，这意味着：
- 公共聚会空间受到更明确的限制
- 社会⾝分不被承认
- 公共参与⾯临挑战
- ⽹络传道⾃由度极⼤降低
- 与海外教会的联系受到结构性拦阻
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这种压迫，使教会的外向型扩展空间明显缩⼩，并进⼊内向型调整阶段。
⼆、经济与社会⼼理：从扩张到收缩
由于中国整体信仰层⾯主张民族主义和⽆神论，导致价值观扭曲，功利主义盛⾏，教 育和⼯作⾼度绩效导向，所造成的结果是⼈⽂关怀缺失，职场⼈⼠⾝⼼俱疲。⽽从新冠病毒开始后，中国在经济层⾯正在经历经济下⾏。房地产价格崩溃、地⽅政府财政压⼒巨⼤、失业率增加，使社会整体酝酿着不安全感。社会⼼理的关键词逐渐从“机会”转为“安全”。“求稳” 和“避免风险”成为普遍⼼态。在这样的氛围中，信徒作为社会成员，也不可避免地承受同样的压⼒：
-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 职场竞争加剧
- 教育与医疗成本上升
- ⾝⼼健康风险增加
这些现实因素直接影响教会的奉献能⼒与参与度。部分教会开始进⼊“保守运营”和“活下来”的模式，优先确保内部稳定。
三、⼈⼜结构的深层变局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14年出⽣率是1.38%，2024年是0.67%，⼗年间中国⼈⼜ 出⽣率⼏乎减半，⽽死亡率⼗年间变化不⼤，因此⼈⼜⾃然增长转为负值。除此之外，⽼龄 化速度加快，少⼦化趋势明显。这些数据与现象是发达国家的特征，因为⽇本和韩国就是中国的先例，⽇本和韩国也是经历了经济强劲发展起伏巨⼤，以及少⼦与⽼年的阶段，对于中 国来说，这样的变化不仅是统计数字，⽽是结构性的变⾰：
- 青年群体规模缩⼩
- 养⽼压⼒上升
- 家庭结构趋于⼩型化
未来⼗年⾄⼆⼗年，中国教会将⾯对更加复杂的代际转型问题。
第⼆部分：教会的现实处境——内缩、焦虑与炼净
⼀、去国际化与封闭化趋势
当前的环境是家庭教会被定性为⾮法教会，⼀些有影响⼒的教会与牧者正受到严重的迫害。与海外教会机构公开的合作及交流，有可能会被定为“出卖国家机密”或“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重罪，因此，许多教会主动降低与海外的公开联系。海外宣教⼠尤其是西⽅⽩⼈ 更难以长期存留，在中国的宣教事⼯难以得到持续和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海外的教会合作受到限制。家庭教会被迫摆脱成为有影响⼒的教会，并使国际视野在⼀定程度上主动缩⼩。这种“封闭⾃保”虽然出于现实考量，却可能带来副作⽤：
- 年轻⼀代缺乏国际视野
- 地⽅教会缺乏普世教会格局
- 跨⽂化宣教事⼯缺乏经验⽀持
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过度内缩时，容易失去对世界的关注。
⼆、属灵状态的挑战与张⼒
环境压⼒之下，⼀部分教会进⼊“⽣存模式”。事⼯规模收缩，外展活动减少，宣教被视为“⾼投资低回报领域”。许多信徒⼼中浮现⼀个真实问题：“我⾃⼰都难以维持稳定，宣教与我何⼲？”这种⼼态并⾮属灵冷淡，⽽是现实焦虑的反映。
然⽽，教会历史显⽰，受苦往往带来纯净。公开规模受限，反⽽可能促使教会回归门徒训练与⽣命建造。⼤型聚会减少，但⼩组聚会、家庭聚会可能更加扎实。或许，神正在隐藏⼀批安静、忠⼼、深度扎根的⼯⼈。在喧嚣退去之后，留下的是更纯净的信仰核⼼。
第三部分：策略与回应——逆风中的⽅向
最近遇到⼀位帆船⼿朋友，他说：“对真正的帆船⼿来说，海⾯上所有的风都是好风，没有坏风，只有不会利⽤风的⼈。”逆风不意味着停⽌，⽽意味着调整⽅向。⽬前的环境虽然艰难，我们也很容易以受逼迫的叙事来⾃艾⾃怜，但我们应该相信这⼀切都在神的许可之中，神要借这样的处境来成就⾃⼰的计划和⽬的，⽽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因此，我们要识别这个“逆风”在中国的功⽤和价值，并思考如何逆风⽽⾏。
外国教会或宣教机构如何服侍当下处境中的中国教会？
⼀、“⼩⽽深”的门徒策略
当信仰在公共空间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关系空间反⽽更为重要。外国教会或宣教机构可以转向家庭、职场、朋友圈中的长期陪伴式事⼯。未来的事⼯不应以规模为核⼼，⽽应 以深度为⽬标：
- ⼩规模且有深度的门训
- 长期的⽣命陪伴
- 加强神学根基建造
⼆、教育与线上资源的创造性运⽤
由于线下实体的各种事⼯很容易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骚扰，因此事⼯形态可以灵活多
变，但核⼼使命不变。如果崇拜聚会受到制约，可以在合法框架内探索其它空间和形式：
三、接纳流亡牧者与同⼯
有些牧者同⼯因政治压⼒被迫离开中国，他们⾝⼼疲惫、前途迷茫、⽣活⽆助，⾯对 这些⼈海外机构和教会应积极接收，但他们拥有丰富牧养经验，却⾯临⾝份与⽣活挑战。海外机构若能提供安息、辅导与装备，这些⼈可能成为宣教⽲场中的“新鲜⾎液”。
四、散居华⼈事⼯的历史契机
根据中国统计局出⼊境数据统计，疫情之后出境⼈数爆发性增长。2023年内地居民出境⼈数1亿⼈，2024年出境⼈次达到1.45亿⼈次，⼀年左右增加了4500万⼈，出境⽬的地主要是东南亚和北美。海外华⼈群体规模增长迅速，这为宣教打开新的地理维度，也意味着向中国宣教的使命场域正在重构。中国出境⼈次持续增长，海外华⼈群体成为关键宣教场域。宣教重⼼可能从“进⼊中国”转向“在海外服侍华⼈”。因此，要把握门前的机遇, 传福⾳与门训您所在地区的散居华⼈ 。
以此来看，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华⼈教会，将成为向华⼈宣教的重要桥梁和⼒ 量。
五、继续向中国差派宣教⼠
虽然中国本⼟教会的⽣存和发展都受到极⼤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海外教会和机构没有任何可能，反⽽要抓住⼀切机会，加⼤⼒度向中国差派宣教⼠，让他们以学者、学⽣、职场⼈⼠或商业⾝份进⼊⽲场。由于中国本⾝的封闭性，中国⼈会对外国⼈感兴趣，外国宣教⼠可能⽐中国基督徒更容易向中国⼈传福⾳。
第四部分：未来展望——压迫中的重⽣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前还不⼀定是中国教会冬天结束的时候，可能中国教会的严冬刚开始。当前中国的治理趋势在短期内难以迅速逆转，宏观的政治与经济压⼒短期内难以缓解。环境的收紧不是阶段性波动，可能是结构性长期调整。因此，教会不应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环境回暖，⽽应在压缩中寻找成长路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形式会改变，但使命不会改变。中国教会可能正在经历⼀次“压缩——炼净——重塑——再⽣”的深层次重塑。如果能在这⼀阶段深化神学反思、稳固门徒训练、重建公共见证，那么未来当环境再次松动时，将拥有更加成熟与清醒的姿态来⾯对新的复兴。
对于海外机构和教会，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 把握门前的机遇： 传福⾳与门训您所在地区的散居华⼈ 。
- 寻找“被隐藏的⼈”： 门训和陪伴那些在中国忠⼼跟随基督的⼈ 。
- 构建公共神学： 帮助中国教会建⽴适合当下压迫环境的、扎根于本⼟的公共神学。
结语：旷野中的道路
以赛亚书43:19说：“看哪，我要作⼀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中国家庭教会在经历了不到30年， 短暂的复兴⾼潮之后，就开始进⼊法律制裁和新 1冠疫情的阶段，仿佛中国家庭教会如同以⾊列⼈开始进⼊旷野漂流的阶段。但旷野并⾮终 点，⽽是更新之地。我们期待或相信，VUCA时代不是偶然的混乱，⽽是历史重组的阶段。 中国教会正经历压缩与炼净。若能在逆风中扎根，在不确定中信靠，在复杂中辨识⽅向，那么这段时期或许将成为未来复兴的根基。
逆风仍是风。
压缩未必是消失。
神仍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