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中文能力尚可卻不算流利的第二代華裔美國基督徒，我在華人神學學術界處於一個非常奇特的位子。我有足夠的能力跟上學界的討論，卻無法以真正流利的中文回應。儘管我是一名研究華人基督教的學者，我仍不斷面對想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局限在我最自在的英語圈裡的誘惑。畢竟，許多華人神學家的英語能力已足以與英語世界的學術研究及神學傳統進行對話，而這也讓我的研究工作容易許多。
然而，我對「活出來的神學」（lived theology）的委身，促使我持續貼近華語信仰群體生活的世界。我所能做的，至少是加強自己的中文能力，並按著中文神學自身的脈絡與方式來接觸、理解它（字面意義上的理解）。即使我未必能深諳其全貌，但我所能彙集的各個部分，仍豐富了我作為華裔美國人所承載的混合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並沒有因此比較不完整，只是有所不同。
正因如此，我深深認同文化身分的重要性，並致力於進行能夠包容「處於兩個世界夾縫之間」所產生的語言複雜性的神學分析。我作為第二代華裔美國人對中文語言及文化的理解，形塑了我對華人神學的研究與表達；我所採用的，是一種混合的語言表達，因應我在不同情境中所接觸到的眾多華人處境：北美亞裔群體、中國、台灣、香港，以及近期造訪的馬來西亞。每一個地方及其獨特而複雜的歷史脈絡，都為我的神學詮釋和表達增添新的語言和文化層次。
這些活生生的經歷，正是引發我對某些學者所稱的「華語神學」（Sinophone Theologies）產生興趣的源頭。最近，我有幸與黎祉謙博士一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第三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上分享這一概念。我們簡要地提出「華語神學」作為一個可能的框架，來回應羅蘭在她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優雅地提出的這項需要：
本篇文章是兩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旨在為接下來更深入的討論鋪路，探討「華語神學」如何作為一個可能的框架，以回應華語世界在神學反思及神學建構上的多樣性和多元性。在這第一篇文章中，我會花些時間來界定「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詞，清楚呈現其對社會及文化多元性的重視與承諾。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將初步定義「華語神學」（Sinophone Theologies），並探討其神學基礎。
在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中，我與黎祉謙博士以四個問題開啟我們的分享；現將這四個問題分享於此，藉此以大家真實的生活經驗作為進行華語神學的出發點。前兩個問題探討華語群體之間多元性的動態，後兩個問題則明確探討基督徒身分的特徵。
- 你會說多少種「中文」（Chinese）？
- 哪些地方會讓你產生「家」的感覺？
- 作為一名基督徒，你反對什麼？
- 作為一名基督徒，你支持什麼？
在你思考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時，我想先解釋第一和第二個問題背後的邏輯依據，因為這兩個問題將構成本文的基本架構（第三與第四個問題則是下一篇文章的神學討論起點）。
第一和第二個問題分別觸及兩個面向：語言的多樣性以及歸屬的地方。兩者共同將我們對「華語語系（Sinophone）」的定義扎根於其多元的本質；兩者皆與中文世界（Chinese-speaking world）內部的多元性現實息息相關。中文本身就存在多種不同的形式，而每一種形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傳承。在我們於公共神學會議現場進行調查的與會者中，有65%的人能以二至三種形式的中文交流；另有11%的人表示自己能自在地使用多達五種。此外，除了中文語言的多元性之外，人口遷移也在世界各地創造出許多華語群體視為「家」或歸屬之地的地方。在會議參與者所列出的地方中，有些是國家或地區（例如馬來西亞或廣東省），有些則是城市（近至南京或台北，遠至愛丁堡）。
為了回應這些問題及其回答所呈現的現實情況，本文旨在審慎地解釋「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詞，以及為什麼這個概念對真誠接納多元性至關重要。華語語系的概念源自華語文學與文化研究中一場活躍的學術對話，即由史書美、周蕾以及王德威等學者所探討的「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對這些學者而言，「華語語系」是分析世界各地華語社群（Sinitic community）所產出的多元文學及文化表達時的核心範疇；以既能尊重其多元性和共通性，又不將其強繫於某個想像中的中央化文化傳統（例如「中國」文化）的方式理解華語語系。在實踐上，這意味著我們不必把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學作品歸類為「馬來西亞文學」或「中國文學」，甚至不必僅僅稱之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學」，而是能將其理解為「華語文學」。將這種文學傳統置於一個本質上多元的範疇中，不僅能凸顯其中所蘊含的各種文化影響，同時也為其開啟一條路徑，得以與其他同樣以華語作為表達語言的傳統進行比較。
「華語語系」或許最適合透過與「英語圈」（Anglophone）、「法語圈」（Francophone）以及「西語圈」（Hispanophone）等相鄰概念的比較來理解（也就是以英語、法語及西班牙語為主要語言的世界）。「華語語系」與「英語圈」屬於相同的語義範疇，兩者皆強調共同使用某種語言這一特徵；而且這種語言的使用不僅在地理及文化上具有多元性，在文法、歷史，甚至種族方面也同樣呈現多元樣貌。英語圈包含了語言的發源地英格蘭，但也包括貝里斯、迦納、肯亞、印度、新加坡和菲律賓。在這些地方，英語作為主要語言所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並與西班牙文、阿坎文、斯瓦希里文、印地文、華語或塔加洛文等語言所繫連的多種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此外，在後殖民世界中，若聲稱一個講英語的人天生對英格蘭抱有某種愛或忠誠，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講英語的人往往是英國殖民統治所留下的歷史產物（包括身為聯合王國一部分的蘇格蘭）。若將這些觀察與前面的導引問題相呼應，我們可以說：對多數講英語的人來說，英格蘭並不是他們的家。
同樣的類比也適用於以「華語語系」（Sinophone）而非「中國的/華人的」（Chinese）來描述神學，因為這個詞凸顯了具有不同祖源的人們在文化、歷史與語言上的複雜性，避免了「中國的/華人的」一詞通常所帶有的、將多元群體普遍化或暗含的某種「中華文化同質性」的意涵。「華語語系/華語圈」可以將今日的（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和台灣納入同一個範疇，這個範疇在承認社會政治上的張力與分歧是其身分認同的根本構成的同時，不至讓這些差異凌駕於彼此共通的元素之上。就像「英語圈」的視角承認多種英語形式本身的價值一樣，「華語圈」的視野同樣拒絕視任何一種方言或表達方式為唯一的正式標準（例如：粵語、台語與普通話皆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此外，華語圈也涵蓋了因各種原因採用華語為主要語言的不同種族，包括從中國西部的藏族與維吾爾族，到台灣的原住民。正如一位講英語的巴基斯坦人所承載的文化生活方式與一名英格蘭人截然不同，一位泰雅族原住民所承載的世界觀也必然有別於一位具有漢族文化遺產的台灣人。
這裡也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們為何採用「華語」而非「漢語、中華或中文」作為「Sinophone」的對應詞。我們偏好「華語」一詞，既有歷史上的依據，也有當代的考量。在歷史層面上，我們認為，相較於「漢語」，「華」是一個涵蓋更多種族的概念，因為「漢」一詞與中國的主流族群「漢族」緊密相連。此外，從神學的角度來看，「漢語」如今最常與「漢語神學（Sino-Christian Theology）」聯繫在一起，而後者往往仍以中國大陸的經驗以及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歷史觀為核心。我們選擇放下「中」一詞的理由也很簡單：這個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中心」，而我們希望在神學建構的過程中，去中心化中國性（Chineseness），而不是進一步強化它。
相較之下，「華」ㄧ詞在1900年代初期被重新詮釋，成為現代中國國家所採用的一種國族身分認同，涵蓋漢、滿、蒙、回、藏等種族。這與我們希望強調「華語語系」本身跨族群向度的特質相呼應。此外，在東南亞許多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華語」也是最常用來指稱中文的詞語；這些地方不僅需要從眾多中文方言中形塑共同的身分認同，也必須在多元族群及文化之間建立共同的身分認同。最後，同樣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這套方法論源自「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啟發，因此最合宜的做法，便是尊重這一學科對華語語系研究的譯法，沿用「華語語系」一詞。
話雖如此，在經歷一番對自身混合文化身分的內在掙扎之後，我越來越能自在地認同自己不只是「華裔美國人」（這個身分使我扎根於自身的種族與國家認同），同時也是一名「華語人」——這個身份將我連結於一個分散而多元的文化網絡之中，在這個網絡裡，人們必須透過某種共同的語言（無論混雜多少方言）來協商自身文化歸屬的複雜性。因此，作為一名神學家，我越來越認同自己是一名扎根於生活經驗的「華語神學家」（lived Sinophone theologian），致力於研究世界各地多元的華語神學表達；這些神學表達扎根於不同的群體與實踐中，回應各自獨特的在地關懷與對全球的想像。這樣的神學本身具有公共性向度，正如在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上的討論所展示的；但同時，這一取向也與從聖經研究到教會史等各個神學學科息息相關，並對每一個神學學科都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究竟是哪些神學信念能將如此多元的華語圈經驗連結在一起？而這些信念又能為神學研究提供什麼樣的方法論指引？請牢記你對「基督徒反對什麼」以及「基督徒支持什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並敬請期待第二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