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以局外人的身方思考「中國」時，往往會立刻（且通常不自覺地）面臨兩大挑戰：第一，如何用這個簡短的名字，來概括如此廣袤的國家裡各種多元的聲音；第二，如何避免讓我們自身固有的偏見，扭曲我們對這些聲音的理解。我在最近出版的新書《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裡試圖回應這兩項挑戰；透過回顧我在中國之旅中經歷到的多元面向，並盡可能地以描述性的方式記述我在途中遇到的政治與文化議題，而不是採取過度規範性（prescriptive）的方式。簡而言之，這本書的目標是盡可能地整全（holistic）與客觀（objective）。
首先是「整全」的部分。在這本書中，我將自己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十五年歷程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我稱為「主流城市中國」裡的經歷，主要聚焦在天津、西寧和蘭州這三座北方城市。我在那裡學習普通話、教英語，並在當地一所大學先後攻讀民族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在前半段回顧自己早期的中國旅程時，我涵蓋了改革開放時期以及習近平當前「新時代」時期的若干重大政治、經濟和文化主題。第二部分則描述在我稱為「少數民族農村中國」裡的經歷，內容根據我在西北中部農村地區的穆斯林及藏傳佛教徒社群進行研究生田野調查的經歷。在這一部分，我更詳細地探討自己所居住的各個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宗教與農業環境。最後，在強調我所體驗到的這兩種「中國」之間的差異之餘，我也指出兩者的元素如何相容交織於一些勤勞的少數民族家庭及個人的日常生活中——他們與數以百萬計的其他外來務工人員一樣，持續在多個群體或生活圈中立足、深耕。
當然，這種追求「整全」的嘗試絕非完美；若單純從民族的角度來看，顯然遠不只有兩種「中國」。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已劃分出56個不同民族，包括佔總人口約90%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官方名稱），以及55個少數民族。此外，國際研究人員更將這55個少數民族進一步細分為數百個民族語言群體（ethnolinguistic groups），並指出，在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過程中，許多截然不同的族群被以有些武斷的方式合併在一起。
此外，近年來，「單一且同質的漢族主體」的概念也開始受到檢視。在中國14億人口中，真的有12億人在各方面都大致相同嗎？僅以語言和飲食為例：眾所周知，以北方北京口音為基礎的普通話，與南方重要的方言（如粵語和閩南語）相去甚遠；而俗語所說的「南甜、北鹹、東辣、西酸」甚至還沒把少數民族計算在內，就足以顯示中國大陸漢人族群在飲食口味上的巨大差異。如已故的中國伊斯蘭教專家杜磊（Dru Gladney）所言：
漢人社會內部的族群差異，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很容易被視為不同的文化、語言及菜系；但在中國境內，這些差異卻被視為地方習俗、方言於菜餚。廣東人、四川人和湖南人，不知怎的，似乎不能以他們所吃的東西來界定自己。1
然而與此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當今中國的許多生活與社會層面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已走向同質化。官方的民族識別政策不僅界定研究人員認為本來就存在的事物，本身也具有創造性及自我實現預言的成分。告訴來自不同地方族群的年輕人，他們都是同一個民族——「漢族」的一份子，再以強大的中央集權教育體系強化這個觀念，他們長大後自然會相信並切身感受到這種同質性，進而再將這種認同傳遞給自己的下一代。
再加上中國整體的現代化發展、普通話的普及，以及網路和社群媒體所帶來的快速傳播，如今「主流城市中國」的生活，至少從表面上看，確實皆相當相似。至於「少數民族農村中國」的生活，我在中西北部地區穆斯林與藏傳佛教社群中的經歷，固然不能簡單地推而廣之，用來概括上述眾多少數民族群體，也無法充分呈現構成整個國家地理面貌的多樣化農村環境——但我希望，透過將焦點放在其中一個特定地區，能在某種程度上為第一部分的「宏觀」觀察提供一種「微觀」層面的平衡，同時也以較為概括的筆觸，描繪出那個超越人們熟悉的城市生活經驗之外的中國。總體而言，透過穿梭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兩大斷層線——城市與農村、漢族主流社會與少數民族——這本書的敘事試圖提供一個空間，讓一幅更全面、更具反思性的中國圖像得以浮現。
再來是「客觀」的部分。當然，身為一名外部觀察者，以及一名具有特定背景的西方基督徒，我也帶著自己的偏見和觀點來到這個議題面前；而這些因素無論在何種情境下，都必須納入考量。但在書寫中國議題時，情況更為棘手，因為當前的地緣政治局勢讓人極難維持相對中立的立場。正如一位記者所指出的，談論中國的評論者往往會被貼上「鷹派」或「親中吹捧者」的標籤，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多少空間可言。2
儘管如此，這本書至少試圖走在中間的路上。政治與宗教議題之所以出現在這本書中，僅限於它們作為我個人生命敘事所引發的反思脈絡中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具爭議性的議題，例如新疆與香港發生的事件，由於並非我親身經歷的核心部分，因此只在文中一帶而過。對於一些期待作者在這些議題上採取更鮮明立場的讀者而言，這或許會令人失望。
其他來自中國大陸、或與中國大陸有所關聯的人，可能也不太樂見我在面向海外讀者時，隨著相關議題的浮現而觸及中國境內一些更廣泛的「敏感」議題。他們和許多中國大陸人士一樣，更傾向在國家層面上套用「家醜不可外揚」這句中國俗語。3 對此，我想借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話來回應：一幅好的肖像畫，不應只描繪引人注目的優點，而應「連疙瘩和瑕疵也一併畫出來」（warts and all）。
不過，也許如果我讓兩邊的人都感到失望，那麼從某種程度而言，本書反而就達成了它的目的。因為這本書的初衷既非攻擊中國，亦非為中國辯護，而是如前文所述，旨在「描述」中國——或更確切地說，描述我所親身經歷的「那些中國」，包括它們各自的榮耀、喜悅、挑戰與掙扎。無論如何，如果正如俄羅斯歷史學家索忍尼辛（Solzhenitsyn）所言，善與惡的分界線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那麼要對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國家做出果斷且自信的道德評價，該是多麼困難的事？4 當然，人們仍然會持續作出這樣的評價。因此，我希望這本書能為各種立場的讀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資訊，幫助他們在持續形塑自己對這個龐大、引人入勝而又複雜的21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解時，得到一些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