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教會的關鍵時刻
我於1960至1970年代在北京長大，在過去的22年間，我先後任教於香港、美國及中國大陸的多所神學院。在我多年服事華人教會的歲月裡，《華源協作》已成為我緊密的合作夥伴；他們深知將神學研究與培訓和教會及其使命相互連結，有多麼重要的戰略意義。
如果您經常閱讀《華源協作》的出版物，必定會注意到華人教會正處於其歷史上最關鍵的轉型期之一。種種跡象不勝枚舉：嶄新的社會現實及隨之而來的壓力與機會、中國大陸教會生活出現的新模式與新動態、迅速增長的海外散居群體，以及華人基督徒在全球宣教的參與。
身為一名深耕於華人處境下的神學教育與基督教研究學者，我對學術界的動態變化更為敏銳。這種敏銳同時也帶著個人的感受。近年來，隨著年歲漸長，我看到越來越多昔日的學生，正逐漸成長為神學院校中的核心研究員與教職人員。我也發現，越來越多三十多、甚至二十出頭的年輕學者前來向我尋求建議。透過與他們的交流，我得以聆聽他們的願景與抱負，也看見他們的憂慮與掙扎。正如華人教會正經歷領導層的世代交替，我在華人基督教學術界所觀察到的，也使我深信一場在思想與知識領導層的世代轉移，正不可避免地臨近。
中國城市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興起
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無論是在體制內（官方註冊）或體制外（未註冊）的環境中，城市教會的興起一直是中國教會生活的一大亮點。這些城市教會的重要特徵之一，便是能吸引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並培養他們對神學的興趣與研究能力。可以說，21世紀初期中國福音事工與宣教的成效，很大程度上與城市教會在神學上的成熟度，以及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的熱忱密切相關。
這幾十年來教會令人驚嘆的成長與事工擴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出生於1960與1970年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牧者與基督徒知識分子所帶領與驅動的。雖然這一代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主導地位，但新一代的華人基督徒知識分子正逐漸興起。儘管他們在神學傳統與視野上與前一代相似，他們仍具備自身獨特的特質、需求與挑戰。以下容我提出幾點觀察。
新一代華人神學家
首先，上一代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多半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歸信基督。他們大多出身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背景，且在學術生涯較晚的階段才接受神學訓練。相比之下，年輕一代華人神學家，要麼成長於基督徒家庭，要麼在更年輕時期便信主——他們的神學裝備也更早開始。因此，他們通常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接受從道學碩士（MDiv）到博士（PhD）層級等完整而有系統的訓練，涵蓋聖經研究、神學、教會歷史等傳統神學教育領域。感謝上帝，從1980年代至今，蒙召並委身於神學教育與基督教學術研究的年輕華人信徒，其人數大致維持穩定。無論在國內或國際層面，他們的學術才華與研究成果已開始產生影響力。即使在充滿挑戰的時代，這樣一群充滿熱忱、並且裝備扎實的年輕神學人才，總能為華人處境下的教會帶來盼望。
年輕華人神學家所面對的挑戰
其次，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神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因此，華人神學研究也在相當程度上呈現出西方化的特徵。這樣的現實，進一步加深了華人福音派長久以來對「學術研究」的懷疑態度。因此，如何將學術研究在華人社會及教會生活「處境化」，並彌合學術追求與教會事奉之間的落差，對華人神學家而言仍是一項緊迫的挑戰。考量到多數年輕一代華人神學家接受裝備的背景，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處境化」對他們而言可能是一項更加艱鉅且更為迫切的任務。
第三，我們如今不難在各類神學教育機構中，如在西方名校至東南亞的華語神學院，看見年輕的華人神學博士與博士候選人。在肯定他們的熱忱與委身之餘，我們也需要承認，他們的生活往往並不容易。在漫長且孤獨的研究與學習歲月中，他們與家人常依靠有限的經濟資源維生。由於無論是在家鄉還是其他地方，穩定的教職機會都極其有限，許多人只能帶著家人在不同的博士後研究或訪問學者計畫中穿梭，過著近乎遊牧的生活。當現實壓力過於沉重時，有些人不得不離開學術道路、轉換職涯。因此，除了牧養與個人的關懷外，這些年輕的華人神學家在辨明上帝對其生命的呼召、自己在華人教會事工的定位時，也迫切需要同行者的扶持與引導。
與下一代同行
最後，我確實深信這一代年輕的華人神學家與基督徒思想家，是上帝賜給華人教會的禮物。正因為有這樣一群年輕人的存在，使我至今仍對華人教會的未來充滿信心。若我們真心關切華人教會的未來，就應該更有意識地去關懷這個群體——為他們禱告，並與他們同行。在過去數十年間，《華源協作》展現了這種深思熟慮的遠見，也難怪《華源協作》是年輕華人基督徒知識分子最信賴的平台之一。我相信，在未來的歲月裡，《華源協作》也將繼續在促進華人教會——特別是其未來的知識領導層——與全球教會的對話及協作上，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